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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非洲助学”该不该与怎么做

2019年12月24日

一面是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另一面是“中非希望工程”打出“在非洲斥资15亿元、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的旗号,两相对比,刺激强烈,加上近日中国红十字会等因一系列丑闻陷入公信力低谷,舆论和网络上遂一片大哗,有人质疑“有这些钱为什么不给民工给非洲”,有人称肯尼亚等非洲国家“100%入学”、教育状况远好于中国,无需作人情,更有人发挥“人肉搜索”的特长,指摘出“中非希望工程”及其承办单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项目执行主席卢星宇的诸多疑点。

情感终究是不能代替理性的,“非洲助学”究竟该不该?所谓“中非希望工程”应如何看待?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向非洲助学是完全应该的。

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1年度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小学净入学率仅76%,居世界倒数第一,远低于发展中国家89%的平均水平;2009年全球6700万失学儿童中,3200万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儿童,占总比重48%;2009年非洲青年识字率为72%,同样是世界倒数第一,远低于全球89%的平均水平;在“辍学儿童无法返校率”排行榜上排名1-5位的均是非洲国家(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几内亚);非洲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难民和难民营,而据联合国统计,73%的女青少年和66%的男青少年在难民营中会辍学,37%的难民儿童根本无法上学。

联合国、发展署和教科文组织等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教育的援助力度,前述“千年发展目标”年度报告也对教育援助仅占人道主义援助总额2%提出批评,近年来各国官方及民间组织都不约而同加大了对非洲教育的援助投入力度,这其中不仅有美、法、德等发达国家,也有印度、马来西亚、黎巴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纸面上看,“中非希望工程”是一个民间筹集善款,并投入非洲助学的项目,理论上并不耗费“纳税人金钱”;这个项目和国内的希望工程并无关联,即便中辍,其计划中的善款恐怕也不会用到国内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两码事,应该一码归一码。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中非希望工程”就没有问题。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发现的,不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该协会的负责人“巨富”卢俊卿,还是“中非希望工程”的执行主席、卢俊卿的女儿卢星宇,其背景、实力和言行都有诸多疑点。当然,作为公司性质的民间机构,卢俊卿的背景和财力、卢星宇的资历和年龄,理论上都不是其担纲这一项目的障碍(国外大慈善家有时甚至会让襁褓中的婴儿挂名慈善项目,只要他乐意),但倘若这个项目真的是“草台班子”吹起的肥皂泡,人们也有权用脚投票,不予信任。

熟悉非洲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非洲华人组织喜欢用大头衔唬人,什么“西非华人××会”、“全非洲华人×××理事会”,实际上多半是局促于一城、甚至一城中一隅的夫妻店、同乡会,目的是借此钓国内部委、官员、名流、地方和大企业,再用“雄厚的国内上层人脉”作虎皮,为自己在国内融资、在非洲当地开路行方便,捞便利。

由此可见,“中非希望工程”真正应该质疑、担心的,并非“税款外流”或“影响国内希望工程”,而是这个项目本身可能会是个两头挑箩筐的细扁担,背景和资料大有可疑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卢家父女所想的,恐怕是借所谓“非洲影响力”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诸多挂名“大人物”的力,撬动中国民间善款的“聚宝盆”,“协会”也好,“富商”也罢,不论真假都无需自己掏钱,所谓“15亿”,实际上是看中了大家的钱,即便他们对这“15亿”本金的确没有非分之想,10%的管理费也足以让他们成为如假包换的真正富商。

由此可知,媒体、公众所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这个“非洲希望工程”项目本身是否上述“钓鱼工程”,卢氏父女和那几个“大招牌”,是否值得中国慈善家和普通善心人士的信任,并放心将捐助非洲失学儿童的使命——— 或干脆说钱——— 交给这样的人和机构。

非洲虽然贫穷落后,政局不稳,却也是各路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云集的舞台,资讯发达,渠道通畅且多样化,在“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真相大白之前,有心人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为非洲失学儿童贡献一份心力。

对于在非华人组织“大帽子”满天飞的问题,有关方面和国人也应有充分认识,事实上,类似可疑的涉非融资项目,“中非希望工程”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作者系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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