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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从费孝通说开去 — 兼论翻译被偷窃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2019年12月18日

我和费孝通先生没有关系。我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费先生于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

如果我有兴趣写一写费先生,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科兴趣—社会学。

说起来,我第一次接触「费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杂志里。该杂志叫「人物」,是份自由知识分子的刊物。当时「人物」曾连续许多期每期都选载费孝通一篇旧文,是关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我读了十分佩服。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所以这一系列的文章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同时,杂志编者对费孝通先生的介绍,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又叙述他在大瑶山作调查研究时不慎掉进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时跌下溪涧丧生,读后不胜唏嘘。更由此觉得费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真是全个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费先生的背景如何,当时身在何处,我却一无所知,亦无暇寻求,只是觉得费先生十分遥远,高不可攀。(其实,当时费先生在大陆,作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农民再教育。)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他们的教授真是不同凡响,使我们眼界大开。我记得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就是滔滔不绝的讲。假如你能够做速记,把他的说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这些教授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杨庆堃教授。

杨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华人,而且他是广东人。他说有意尝试用中文教社会学,而且是用广东话教社会学。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国教书当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称是大胆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他在整个学期里坚持下来,虽然讲的时候不免吞吞吐吐,时有困难。

杨教授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还是宿舍里的同室好友,一个睡上格床,一个睡下格床,而且有数年之久。这把我在迷蒙中的费孝通一下拉到现实来。起码,我面前对着的杨教授,是费孝通的同学,那么年纪应该不相上下了。可惜,那时中国仍是消息封闭的竹幕国家,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也已断绝消息多年了。(他们直至中国开放,费先生访问美国时才再度见面。)

他不知道费先生正在「抛妻弃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校「不务正业」。

自此之后,费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和社会学绝了缘,也没有靠它生活。中国开放改革后,费先生又在社会界和学术界活动,我有时看到关于他的报导。再之后,在书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写的文章的结集,例如《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知道他又恢复了他的老本行的社会研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他努力不懈的从事学术的追寻,也十分敬重和佩服。从报章上看到他的相片,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我直觉这是一个「老好人」。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好,我曾经尝试把一本书送给他。事缘我移民美国后,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教授,倾谈之下我表示现在已退休,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以我的条件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太迟了,但翻译也还可以。他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着丛书,他回北京后会与有关方面商讨,看是否需要我的帮忙。

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后,果然不久联络我,说他们决定让我翻译马林诺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特别是因为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同时,我也萌生了译好这书送给费先生的意念。这书篇幅庞大,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并把全文打进电脑里,穷九个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我本来打算收到他们的消息后,写一篇序,(这是我每译完一本书后的习惯)再写几个字把本书呈献给费先生。

我把马书译竣后,随即开始翻译另一本书。我并不担心马书的编辑和出版,因为这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出版计划,应该不会出乱子。我一心等候他们的回复,然后把序文和献辞送上。谁想不然,出了大乱子。书是出版了,但书的封面竟然多了一个叫梁永佳的翻译,而且他的排名还在我的前面,变成他是主译,我是副译。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问,问他翻译了哪些篇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修订文字。这人当时是博士生。他还说,加进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里一个叫王华华的教授的决定。我依稀记得该研究所一个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袭他人著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弄虚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后梁说他同意出第二版时,把译者的次序调换一下,我第一,他第二。这真是不知什么话!

还不止此,梁还分了我四成的稿费。

这本书搞得这样不愉快,是一个遗憾。而我送不成这本书给费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再没有机会了。

我写本文的一个导因,是因为我刚读完了费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笔》。这书是由他的儿子(和媳妇?)辑成的,内里包括费先生各个人生阶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类文章(论文、散文、杂文和书信)。从这本文集看出,费先生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文人。他一生笔耕不绝,可称著作等身。费先生文笔细腻典雅,叙事清晰,推理如抽丝剥茧,举重若轻,讲人生遭遇不温不火,怨而不怒,有极高的涵养。

我由费先生的文字联想到一个较为广泛的问题,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识分子吃尽苦头,愈高级的则苦头愈多。假设是学术权威,则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错。那些没有吃苦头的,则噤若寒蝉,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线作文、说话,又或充当中共的探子,举报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与外国断绝来往,几无交流。这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最大的惩罚。他们在这个政权底下浪费了三十年的青春,这是他们最精壮的时期,也是学术生命最丰盛的时期,这不啻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照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他们应该批判、诅咒、鄙弃这个政权。

然而,当一切平复后,这些知识分子又被「解放」后,他们许多只是额手称庆,高兴风潮已过,自己又渡过一个险滩。复出后他们许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对政权歌功颂德,好像全无反省的样子。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思考的。我对这个现象大惑不解。

费孝通先生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论知识、论学养、论人品,费先生无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独立思想、科学态度、客观精神,这是不容怀疑的,你读他的学术文章便可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复出后对这个政权又再亲和接受,好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呢?不要说自己,就看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人受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受到摧残,中国文物的受到破坏,都是他们眼见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费先生的言论,凡谈到中共的劣政,都轻轻带过,不敢说一辞。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找出一个解释。

像费先生这样表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不少。事实上,费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码在我读到的资料中,他没有怎样歌功颂德。前不久「国宝」季羡林过世,我便觉得在修为上他不及费先生,因为他讲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十分「谦虚」,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权极度肉麻的话。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中共这么长时间的胡作非为,而视若无睹呢?我们在海外,只是间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恶,便已「怒发冲冠」了,他们在国内深受其害,为什么没有自省呢?是不能吗?不见得,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人觉醒、反省,认为共产制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能觉悟,复出后还为这个政权卖力。为什么他不把精力用在向当权者进谏方面,甚而向他们力争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当权者。)

前些年当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些人便在「盖棺论定」时批评他,说他过于「明哲保身」,对中共恶行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见你是一个出名的知识分子,人们是对你有要求的。

当时我觉得这未免对钱先生求全责备。学问出名不是钱先生的责任,是人们加给他的名誉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宁愿寂寂无名的。钱先生是聪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他埋首于故纸堆中,光做学问,对现实生活种种不置一辞,做「避世者」。我们不应该对他深责,他没有害人,也没有出卖朋友,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译过一本张申府的传记。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并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49年之后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时候还是被迫出来揭发朋友。他感觉无奈,但是当时不表态不行。所以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毋宁应该同情他,诅咒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发出更多的亮光。

费孝通先生则不然,复出后他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钱钟书的「不求闻达」不同。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有没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么,以使他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们,的宝贵时间再不会失去呢?看来是没有了。

他是贪生怕死吗?

他是害怕那些当权者吗?他是要追求名利吗?都有一些吧,但这是不足为奇,也不应责难的。谁能免俗呢?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不怕死,不怕有权势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许久,以求对这个现象找出一个解释。有人说是人性,我不以为然,因为不是人人都这样。和费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觉醒了,忏悔了,甚而走到反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口诛笔伐。那又怎样解释呢?这不是人性吗?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面的人性吗?如果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这样空泛,实在不能以之解释社会现象。

我最后想到,是了,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

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怀送抱」了。

费先生正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学生静坐高潮的时候,费先生曾联同一些社会名人上书当局,希望当局接纳学生的意见。但枪声一响,费先生便不敢再作声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径说话了。费先生没有想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手无寸铁的纯真的学生开枪屠杀。

我说费先生「没有独立人格」,丝毫没有贬意,(我仍然是尊敬费先生的)也没有责难之心。我这的语不属价值判断。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没有害人,在中共的社会里,我们还祈求什么呢?

来源:《冀朝铸回忆录》《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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