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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龙:《刘宾雁时代》(节选):黄鐘弃毁

2019年12月16日

【中国人的历史感往往不是来自对天际曙光的联想,而是来自旧梦的反复重现。百年前「戊戌变法」时代的幽灵又浮现在人们眼前,斩断杀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慷慨捐躯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现实中找到了阴魂附体的替身,长安街上淋漓的鲜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的碧血连成了一片,而包括宾雁在内长长的流亡队伍似乎遥遥地跟在康有為、梁启超之后……百年一个轮迴,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当中南海里决定胡耀邦以及刘宾雁命运的会议召开时,刘宾雁已经不在北京。从元旦开始,学潮四起,上百万的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这让邓小平、陈云们如坐针毡,惊恐万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城里瀰漫着不祥的气氛。

為了保住自己的发言权,不留授人以柄的口实,宾雁决定暂时离开北京。1月5日,他和朱洪登上了飞往三亚的飞机,到阳光下的海滩去享受几天难得的休閒——其实这只是颱风眼中的片刻宁静,恰好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开除他党籍的正式决定。

还没来得及让热带的太阳给皮肤镀上一层褐色,1月10日,当地文联就转来人民日报社的电话:「立即回话,有要事相告。」宾雁连忙回话,领导找不到,就接通了记者部的一个同事。电话里传来了那位朋友急促的声音:「形势非常严峻,非常严峻。二号文件你还没有听说吗?方励之、王若望已被开除党籍,你也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是什么意思?是不便直说,还是仍有迴旋餘地?这让宾雁好费猜疑。反复想了半天,他觉得还是公开宣布开除的好,那样,全国和全世界就都知道他今后的销声匿跡是怎么回事了,否则,悄悄地消失,会让人以為是自己因害怕而不敢再说话了。

其实,对这一天,他早有准备。八年前选择这条路时,他就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1982年以后,看着站在改革前排的人一个个落马,如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樺、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和同事王若水、还有中宣部的理论家李洪林等等,宾雁就知道自己早晚也是这个下场。现在,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次逆流将有多大规模和势头,要牵涉的人有多少,地位有多高,对改革事业的影响有多大……

当飞机在北京机场上降落时,宾雁才想到了自己:迎接自己的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警察呢?

不是警察,而是报社新任的党委书记许仲英、总编室的党支部书记王庚南,还有宾雁的女儿小雁。报社还派来一辆麵包车——听说要去接「老刘」,报社的司机们争着要去。这种欢迎是宾雁多年外出归来时没有享受过的。他在感激的同时,又生出一种荒唐感:好像我是凯旋的战士一样。

取行李时还有个奇遇:一个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微笑着向他走来:「你是刘宾雁同志吧。」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从驻外使馆回来度假的。」然后他正色说:「我们使馆的同志们都很敬佩你。」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宾雁想,驻在外国的人,大概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就暗示性地问:「二号文件看到了吗?」回答很爽快:「看到了。」最后,这个人说了句更让宾雁吃惊的话:「祝早日获得诺贝尔奖!」

女儿小雁向宾雁报告,连日来,向宾雁表示慰问和支持的电话不断,还有不少并不熟识的人找上家来表达敬意。一些外国记者要求採访。这些信息使宾雁深為感慨:中国变了,尽管上层没有多大变化,还在坚持几十年不变的专制统治,但是下面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心大不一样了。1957年那种万众一腔讨伐「右派」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上面和下面的声音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真正隔出「两个中国」的不是台湾海峡,而是中南海的高墙。

报社党委同志刘宾雁回来的目的是要办理开除党籍的手续。按中共党章的规定,必须由该党员所在的党支部通过开除的决议,然后交上级党委批准。然而,报社党委分别找宾雁所在支部的所有党员谈话时,百分之九十的党员反对开除刘宾雁,而且态度坚决,难以说服或压服。于是,他们一直不敢召开支部大会,执行符合党章的程序。后来,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想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来开除宾雁,但北京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书记徐维诚找了几个作家党员谈话,反对开除宾雁的达半数以上,剩下的几个还有拒绝表态的。这条路也走不通。

最后的开除决定是违反党章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日报社纪委来出头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宾雁获得了两次说话的机会,一次是1月15日,他在看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后发表了四十五分鐘的讲话,声明自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最忠诚的拥护者,有自己全部的言行可以作证;自己作品中所揭露的问题,都是党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没有列出开除的理由,是不严肃的,这使自己的申辩无法进行。 这个强硬的声明被录下音来,直送中央。第二次是1月22日,宾雁又在报社纪委听取最后陈述时对着录音机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讲话,并在开除决定上签下了如下的意见:「开除程序完全违反党章规定,开除决定从头到尾是不实之词。我保留党章赋予我的全部申辩权利。」

刘宾雁注意到,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过程与1957年有了很大不同,也与「文革」中审判者搥桌大喊的闹剧不一样。虽然人民日报社纪委执行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面对刘宾雁时,所有参加者都面无表情,除了照本宣科地读中央决定的文件以外,任何人也没有「自选动作」,谁也不多说一句话,没有义愤填膺、理直气壮的谴责,更没有举拳高呼口号的场面,甚至没有人敢于直视刘宾雁的眼睛。这些人似乎都成了没有感情和思想的机器人,一副例行公事、与己无关的样子,谁也不想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任何个人色彩——甚至在多年以后他们之中也没人愿意接受对当时情况的採访,没有一个人觉得充当这次精神死刑的刽子手是一种値得夸耀的荣誉。而刘宾雁长达几小时的最后陈述没有被打断一次,全部被录下音来,门外还停着一辆车,仪式完毕,录音带立即被直送中南海。此时,那些参与者们则像完成了一次骯脏的丑行一样,低着头匆匆四散。和他们相比,宾雁似乎更像一个胜利者。

如果说成功能够充分展现一个人的才华,失败则最能显示一个人的文化人格。在宾雁鏗鏘有力的最后陈述中,欧洲骑士的高傲、俄罗斯贵族的尊严和中国儒侠的风骨依稀可见,作為一个失败了的战士,宾雁在中共的宗教裁判所法庭上以凛然正气和人格力量使强权的胜利变得黯然失色。

第二天,也就是1987年1月23日晚,这一开除决定在电台、电视台向全国公开宣布了(《人民日报》第二天见报)。宾雁注意到,CCTV的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在念这个开除决定时表情和声调都很平淡,全无「义愤」和「声讨」的激情。种种跡象都显示着,这个强权还在顽固地作恶,但是他们已经底气全无,无复当年那种一呼万应的声势了。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墙内外两种声音的对立久久没有消歇。

一方面,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惯例,官方媒体上开始了疯狂的「大批判」,一本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反动言论摘编」发到全国,供「大批判」之用——但是很快又收回了,因為中宣部发现这个材料作用不佳,有扩散「反动言论」之效。有不少人看了说:这三个人说得太好了,我怎么早没看到呢!这个「摘编」被收回后,复印件成了抢手货,在黑市上卖到四十元一本。

主持这场「大批判」的党棍胡乔木说:「这三个人中,刘宾雁影响最大,也最难批。」為了徵集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他们定出每千字九十元的稿费(这是当时稿费标準的四倍半)外加每天十五元的伙食标準,可就是招不来写手。有的来了,却拒绝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真名——谁也不想把自己钉上耻辱柱。原定要举行一次全国新闻界的批判会,但一再延期,因為很多被点名的单位和人员不愿参加,上海《文匯报》躲不过,就派了个小青年来参加,这个人到了北京,交了一篇批判稿就跑了,找都找不回来。邓力群还主持了一次「预演」,很不满意,说发言者「怎么就对刘宾雁恨不起来呢?」两个星期后这个批判会勉强开了,但会上冷冷清清,会后骂声四起。连胡乔木都说「这次批判是失败的」。

黄鐘弃毁,瓦釜雷鸣。对批刘宾雁也有积极的,主要是那些曾被刘宾雁的报道点过名的地方和人物。最先发难的是宾雁祖籍所在的山东省,那里的电台和报纸对宾雁当年回家乡沂南採访算后账,说他「插手山东,破坏安定团结,遭到临沂地区干部坚决抵制」。凡是宾雁曾到过的省市都刮起了翻案风,很多被宾雁点名批评过的人跳出来,要求翻案,有的甚至声言要到法院起诉刘宾雁;而许多曾因宾雁报道而获得解放的人则再次受到迫害,有的被迫逃亡。而曾经与宾雁合作过的记者,以及宾雁在报道中所表扬过的人,也都受到打击和清算。例如,在黑龙江省陪同宾雁採访王福锦案的青年记者杨万霖就被加上了「刘宾雁在黑龙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的帽子,与宾雁合作《千秋功罪》的余以太也受到沉重的压力,而《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陈世忠虽然不是党员,无法被开除党籍,就在评职称时给他顏色,拒绝他的副教授申请,不管他有多少专业成就。还有一些与宾雁没有直接关係的人,也因為称讚他的作品,同意刘宾雁的思想而被打成「刘宾雁分子」或「小刘宾雁」……在中国作家协会,则是有人在翻四次作代会的案,说刘宾雁被民主选举為副主席是一场「阴谋」——所有的是非似乎在一夜之间都颠倒过来了。

与官方的「大批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众的态度。

在中央电视台宣布开除刘宾雁党籍的那天晚上,一个报社的工人遇到宾雁,主动走近他,说了一句:「祝贺你,他们使你成為完人。」一封读者来信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你完成了你自己。」这天从下午到晚上,宾雁家宾客不断,总共有二十七个人先后来表示慰问和支持,其中有些是陌生人。

一位名叫魏青的温州工人给宾雁写来信,说:「用不着半点虚夸之词,你是世界公认、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最杰出、最难得、最深孚众望的作家和记者之一……你突然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而被开除出党,对此,一切未丧失理性和正义感的公民,都感到极大的痛心和遗憾,人们都表示愤慨、不平,对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宾雁同志,仅此一点,就足以教你欣慰终生啊。」他还署真名写了一封信直接发给邓小平,对此提出严正的抗议。

一位「您的忠实读者」写道:「您是一位大写的人,您是一个忠实的记者,您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您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您,是谁也伤害不了的——不管他是谁!我要看您的作品!我要看!!我要看!!!」

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在信中说:「由于『大人物』的一句话,就使你受到批判、整肃。这种做法是极為粗暴的,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再现,是历史的倒退。宾雁同志,你要咬牙坚持住,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而一个名叫黄显旷的贵州农村小学教师则在信中宣布:「刘宾雁的被开除党籍更增加了我不入党的决心。」

兰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姓张的干部来信中宣布:「我对您的主张和言论是同意的,您的感受与我的感受是一样的。『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名词的发明至少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还处在一种病态之中。」

海南一个潜水艇上的水兵写道:「我连看两遍《刘宾雁言论摘编》(他省略了「反动」二字),可这份材料未能达到它的效果,本来看你的『反动言论』,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读后却使我掩卷深思,一声长叹,心中為您鸣起不平来。凭我的感觉,凡看过这份材料,能咀嚼出味的读者,都会对您表示同情,对您為民说了许多心里话,表示诚挚的谢意。」

重庆北碚一位读者的信中说:「……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请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為您和您的一家,提供居住条件和一切生活费用。我们会想方设法赚钱来满足您的一切生活之必须。如果您将要进监狱或某一劳改农场,请告通讯位址,我们将按月寄送五十元生活费用,家属的地址也望一併告知,一切有我们照顾。」

安徽怀宁一位中学生的来信说:「我曾经对同学们说,将来长大了要当刘宾雁那样的记者,现在您遭到不幸了,我还要这样说。」

……

表示慰勉、声援和抗议的来信、电报和电话便像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而来。无数素不相识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和军人都争相表达对宾雁的支持。有人猜测他将要入狱,就承诺以后每月从工资中抽出五十元来补贴宾雁的家庭,有人提出要把宾雁一家接去供养起来,还有香港的企业家和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侨愿意出重金资助宾雁今后的生活和写作。还有為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后直接上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刘宾雁家,没进门就问宾雁的情况,知道他并没有入狱,说了声「保重」扭头便走。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反复要求见见刘宾雁,见面时他拉着宾雁的手说:「我就是要看看你这个人还在不在」……

新闻界和文学界基本是用消极和沉默来对付这次「大批判」的。其中传為美谈的是文学理论最权威的刊物《文学评论》。1987年第一期的刊物上原来有宾雁的一篇小文章,文章被撕掉了以后,英文目录上用墨笔涂成一块丑陋的黑块,而文章的结尾因转到它页而无法剪掉。这引起了上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官员的震怒。他们要求《文学评论》发表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但主编刘再复用递上辞呈的行动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份刊物终于没有发表一个字批判刘宾雁。尽管后来刘宾雁和刘再复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上有分歧,并有过朋友式的争论(如对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的商榷),但对刘再复在这次「大批判」中的表现还认為是可圈可点的。

在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仍有敢于公开站出来支持刘宾雁的勇士,陕西的李贵仁就是一个。这位八十年代初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硏究生是《人妖之间》热烈的推崇者和硏究者,从那时他就结识了宾雁。整个八十年代,他一直注视着宾雁的写作历程。当他听到宾雁被第二次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想要以行动来表示对宾雁的支持和援助——他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的副主编,决定在这时出版一本宾雁的报告文学选集,书名曰《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文章请宾雁的女儿刘小雁选编,李贵仁亲自為这本书写了序言《历史无情  历史有情》。这本书居然在宾雁被开除的半年多以后出版——这的确是个顶风逆流、大义大勇的壮烈之举。这位勇士在「六四」以后被捕,遭到八年囹圄之难。流亡中的宾雁一直关切地打听他在狱中的消息,并為营救他多方奔走,听说他出狱后就託人送来了慰问信。

宾雁在《自传》中说:「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时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时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為只有极少数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在这汹涌的感情洪流中,最让宾雁感动的是莫逆之友、忘年之交赵越胜的一封来信,随信还寄来一本周国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来信劝慰宾雁:「一个敢于把自己党内最优秀的人开除的党,一定是在自掘坟墓,我们又有什么可急的呢?……时代要你成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间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还用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的典故,激励宾雁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用尼采笔下的「超人」查拉图斯拉特精神抚慰宾雁的心灵。来信最后说:「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是為肩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时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读了这封信,宾雁热泪如泉涌——这是在被第二此开除党籍时他唯一的一次流泪。但是,宾雁并没有当面向越胜表达自己的感动和感谢——「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赵越胜是如此解读这种男子汉的矜持和沉默的,他确是宾雁的知音。

曾经两次遭受开除之惩的刘宾雁,从两次落难后不同境遇的鲜明对比中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前进的脚步。这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希望:这种「倒春寒」的逆流应该不会长久,他总不会再忍受二十二年的寒冬了吧。他乐观地预测,半年会有一小变,不出三年形势当有大变。在觉醒的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大地回春的那一天并不久远。他心平气静地把这次下马当成一次身体休整和思想充电的机会,准备用三年的读书来熬过生命的寒冬,迎接未来的使命。

应该说宾雁的乐观预测对了一半:半年多以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果然出现了转机,「左王」邓力群取胡耀邦而代之的美梦被跌得粉碎,本来只是橡皮图章的选举竟然反常地发挥了作用,在连续两次落选后,这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不光彩地被淘汰出局(他先是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落选,又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落选,接着又在选中顾委常委时被淘汰,可谓一败到底),而另一个改革大将赵紫阳接手了总书记的地位,这让宾雁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仅仅是一线希望而已,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担忧。他知道,那个权倾一切的「摄政王」邓小平还在幕后操控着大局,这个新的总书记命运会比胡耀邦好点吗?难说。

不用等三年,两年后随着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就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点燃,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席捲了整个中国,这也在宾雁的预料之中。这个民众自发的民主运动是对1986年底到1987年导致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逆流的直接回击,也确实為中国的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当局抓住这个机会,依託民众的力量开始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成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民主改革的领头羊。然而,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邓小平用铁血手段使中国的希望淹没在屠城的血泊中,继胡耀邦之后,中国体制内的另一个改革领袖赵紫阳也应声落马,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黑暗的时空隧道……这个结果是宾雁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预见到的。

在这场风暴来临前,宾雁已基本上在中国的舞台上销声匿跡。一场并不成功的「大批判」在喧嚣鼓譟一番之后灰溜溜地收场了,但同时亿万读者熟悉的记者和作家刘宾雁的名字也随之在媒体上消失,他的作品从书店里被撤架,载有他的文字的十几家刊物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封存销毁。这个一向以效率低下而被人詬病的政权唯独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高效率。想让一个大活人从人间蒸发他们都做得到,而让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只是小菜一碟。

最明显的变化是在《人民日报》的传达室。过去每天在这里等待见刘宾雁的上访者排成长队,而现在则冷清了许多,门可罗雀。宾雁家中原来总是宾客盈门,现在也悄无声息了。

时光似乎倒流了,宾雁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八年前没有摘掉「右派」帽子的原点,面对的还是那个共产党,还是那个专制社会,还是那个相似的罪名,还是被扫地出门的寂寞。不同的是双鬢已经生出了根根白髮,心中充塞着八年征战的硝烟,还有像拳击手走出赛场后那种问心无愧的疲惫和平静——我来过了,我尽力战斗过了,我有理由和权利享受战士走出战场后的宁静休閒了。

宾雁用一根绳子牵着一辆三轮小童车,上面坐着他的小孙子冬冬,在北京的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祖孙二人随意地聊着天,这是多年来宾雁家庭中没有过的温馨场景。小冬冬比他父亲大洪幸福,大洪小时候就很少享受过这样的父爱;宾雁也感到一种还债的欣慰,几年来他还从未有时间和小孙子如此亲近过。就在这些日子里,宾雁还当上了外祖父,小雁生了个儿子淘淘,胖胖的淘淘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面对逆境的力量。

凡是见到过这一情景的熟人都难免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一方面,看到这位叱吒风云的斗士被逐出战场,成了含飴弄孙的街头老人,不禁悲从心生;另一方面,看到他总算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了,又感到一丝安慰。

然而,宾雁这种寂寞中的安宁却让有些人不舒服了。一道通知传来,要求刘宾雁去出席一些官方精心安排的公开仪式——他们要通过这些仪式向世界证明,虽然宾雁被开除了党籍,清除出了记者队伍,作品被禁止发表,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但是,他还活着,还有人身自由,就像方励之还可以作他的天文学讲座一样,这说明共产党还是讲人道的。虚伪!彻头彻尾的伪善,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澡堂一样!宾雁愤怒而轻蔑地拒绝了这些伪善的表演,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官方安排的露面,他不愿意变成权力手中的玩偶和装点门面的道具。

这期间,宾雁曾有几次自愿地出席过一些公开的活动。一次是1987年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分会组织的元宵节晚会,他想借机会见几个作家好友。不料他的出现竟引起了轰动,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人们争相和他握手,纷纷表示慰问。这让当局十分尷尬和恼怒,事后怪罪到作协头上。

还有一次是回天津耀华中学参加校庆。六十二岁的宾雁渴望回到自己二十岁时的旧战场来寻找青春的足跡。尽管校方迫于压力,已经从纪念册上抹掉了宾雁的名字,但是他的到来也还成了校庆的焦点。现在的师生和当年的校友围了上来,索要签名、题词,并争相合影……看来,想把他从人们的心中删除并不那么容易,人心所发生的变化比社会表面的变化要大得多。

孔夫子在一生不得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曾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慨叹。宾雁在自己的晚年度过了十八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但这并非他自己的选择。

与胡耀邦总书记被赶下台同时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等三人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们被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和专制制度最新的牺牲品。经过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的斡旋,当局终于批准了他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讲学邀请。

1988年3月,六十三岁的刘宾雁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他居然向送行的朋友们说起了脚下的这条路——这就是当年他顶着「右派」帽子,拉着大粪车走过无数次的那条路。他沉浸在回忆中,说:「那车多沉啊,路多长啊,好像总也走不到头。路上饿了,掏出怀里揣着的小饼子,一会而吃一口,不久就吃光了,可肚子还是饿……」说着说着,他眼里噙满了泪花。如今,架子车就要换上飞机了,但眼前的路就会平坦些吗?

其实当时他并不想离开中国,他设想最好是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到中国基层的一个县去生活两年,或者就到大兴安岭去隐居——作為一个记者和作家,他不能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也太需要实地了解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了,而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正是他写作灵感的不竭源泉。但是当时的中国哪有这样自由生活和写作的条件啊,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只能暂且先选择出国了,因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国内已经失去了的说话和写作的自由。

此外,他还有个重要的计划:在滞美期间,通过读书看报和考察思考,把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错在哪里?该不该一股脑否定掉?对此,他已经有了些直觉性的思考,但还缺乏理论上的论证。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想利用国外的硏究条件,认真考察一下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教训,再看看西欧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情况,从中找到一些解决中国问题可资藉鉴的东西。一句话,他要把这次外出的机会当成思想和理论的充电,為自己将来的斗争寻找方向并积蓄能量。

宾雁临行前,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為他送行,这次酒会最后变成了一场诗歌酬唱的雅集盛会。冒舒諲、杨宪益、史复、邵燕祥、毕朔望、袁鹰等人都奉上了情深采烈的送行诗,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不仅宾雁,连他的这些朋友们都把他的这次离国看成是一次短期的旅行,过后他还要回来的。

「期年始践乘桴约,平旦将回泛海装。」(舒諲)

「岁值龙飞行路吉,天南海北任翱翔。」(杨宪益)

「他山应喜石攻玉,吾道莫愁弛又张。」(史复)

「行万里期书两卷,话一句抵法三章。

珍藏护牃莫遗失,中国男儿之远方。」(邵燕祥)

「鲁野万竿诛庆父,玄都千树忆刘郎。

阳关唱罢人何处?莽莽风涛有雁翔。」(袁鹰)

大家都指望中国的政治形势不久就能由阴转晴,改革事业也能「弛又张」,阻碍改革、迫害宾雁的罪魁「庆父」被诛之日,宾雁当能「平旦」而归,带着他从海外带回的攻玉之石,继续他在「莽莽风涛」中的飞翔。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恶化,这只大雁一去难返,再也无缘落足他所眷恋的土地了,这些长亭驪歌竟成易水之音。

中国人的历史感往往不是来自对天际曙光的联想,而是来自旧梦的反复重现。中国的历史像是一个由只会写悲剧的三流作家书写的蹩脚剧本,又由一个草台剧团来演出。他们有能力铺排出种种戏剧矛盾和冲突的开头,却无力在剧情引向高潮时构想出一个高明的莎士比亚或布莱希特式的结局,于是只得按照陈旧的俗套,当大幕在喇叭嗩吶齐鸣锣鼓高奏中落下时,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生旦净末丑换一身行头重新登场,老故事还要一次次重演下去。百年前「戊戌变法」时代的幽灵又浮现在人们眼前,斩断杀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慷慨捐躯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现实中找到了阴魂附体的替身,长安街上淋漓的鲜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的碧血连成了一片,而包括宾雁在内长长的流亡队伍似乎遥遥地跟在康有為、梁启超之后……

百年一个轮迴,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然而,刘宾雁不是个历史宿命论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人的因素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相信所谓的「定数」。他说过:「一切发生过的事,并非都是必然要发生的。眼下正在发生的事,也不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绝不是自然界;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製造、接受或抵抗着各种历史事件。」那种认為「历史就必定是、也只能是这个模样」的说法,「可以叫做『懒汉哲学』或『奴才哲学』。这种哲学,眼下正主宰着中国的现实,而几十年后又会被认為是『必定是、也只能是那样』的历史。但倘如是,记述和硏究历史就失去意义了。」(见2002年《争鸣》上他的文章《捞回历史记忆》)》这种积极的历史观支撑着他从来不放弃影响历史进程的努力。

為期十年的中国改革时代在1989年6月4日画上了句号,一场由重装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的大屠杀為这场改革举行了葬礼。随着最后一位改革领袖赵紫阳被这场军事政变废黜,曾经主导十年改革的体制内改革派被逐出了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曾经达成的「改革共识」从此破裂,社会各阶层共享「改革红利」的「蜜月期」也戛然而止,中国的希望又一次被淹没在血泊中。

这最后一幕的惨烈情景,刘宾雁是在大洋彼岸的电视中看到的。据朱洪回忆,那天,宾雁原本安排要到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去演讲,但在去机场的路上听说了北京开始大屠杀的消息。到了布法罗,和学生们一起在电视上看了北京传回的画面,宾雁的眼泪和学生们流在了一起,演讲会变成了群情激愤的声讨会。当学生们开始為「六四」死难者捐款时,宾雁把大学给的演讲费和报销的机票费都投入了募捐箱。

在「八九」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从天安门广场上曾经传来过呼唤刘宾雁归来的声音,不少人(例如当时在广场上的作家郑义)就打来电话,希望这位在民间享有盛誉、有资格充当民众领袖的民主斗士从海外归来。他也曾三次打点行装准备回国,站到他早就期盼的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假设:假如,当年宾雁能够及时赶回国内,会是怎么个情况呢?毫无疑问,他的身影肯定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性格、思想和一生经历决定了那是他命定的位置。就像当年在国破家亡时他无可选择地站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1957年他义不容辞地站在民主大潮的浪尖上一样,这只早就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只能翱翔在风暴的中心。而他在广场上的出现肯定会成為一个焦点,以他在八十年代改革风云中的影响力和与胡耀邦共同蒙难的遭遇,他也许能使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找到一个重心。他的思想高度、人格力量和政治经验,再加上他在民间所拥有的威望,可能会给运动注入一种理性的凝聚力,这是当时呼唤他归来的人们所期望的。但是,他的出现能否改变最后的结局,却无法设想,因為暴力镇压和流血已是邓小平们的既定方针,而处于狂热状态的广场民众能否认同他的理性声音,也是未知之数。很可能的结果是他将在广场上用胸膛迎接横扫过来的子弹,让一腔热血和学生们的血流淌在一处;或者是成為大屠杀后发布的「通缉令」上位列榜首的人物,他将作為这一重大事件中最有影响力的道德领袖和殉道者写进历史。对此是无须怀疑的,他早就有做出这种牺牲的心理准备和道德准备,也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

然而,这只是个「假设」,事实是急促响起的枪声和急剧逆转的形势使他终于未能如愿以归。他只能隔着太平洋的浩渺烟波,心急如焚,热泪纵横地看着电视上传出的血腥屠杀场面,并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声明,愤怒谴责中共当局灭绝人性的暴行,向牺牲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敬意。不能在六月四日那个黑色的日子里和民众手挽手地站在一起,血流在一处,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六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為这一民主运动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之一,替那些因被屠杀、被囚禁、被通缉而失去声音的人们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是历史的重託,也是他自愿的选择。由于这些表态,他和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一样,上了被驱逐者的黑名单,永生不得回国了。

1989年6月,中国政府不准刘宾雁入境,护照过期也不予续签。而中国作家协会以「请假踰期未归」的理由,在未通知本人和家属的情况下开除了他的公职,刘宾雁遭到了未经法律程序的永久性流放。

政治流亡者中流行的一句话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对宾雁来说十分确切。他是一棵根植与中国土地上的大树,流亡海外的十八年,佔宾雁八十年生命的将近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二十二年,正好佔他生命的一半。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本应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期和丰收季节,然而却基本上被虚掷了。流放中,虽说他的人身获得了自由,但是却在他生命的黄金时代戛然中断了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就像把大树连根拔起,使他的枝叶无可避免地要凋零一样。

不错,他还是个作家,但他是个调查记者式的作家,纯靠想象和虚构来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他所熟悉方式和得心应手的武器。这些年中,虽然他还依然日日笔耕不輟,留下了多达几百篇、字数近百万的文字,但主要是些时事短评和回忆文章,以及给友人们的书信,而他最擅长的报告文学,则一篇也没有写——离开了每天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中国土地,隔断了与民众的血肉联繫,失去了观察生活和感知社会脉动的机会,他还能「报告」什么?

他仍然还是个出色的演讲家,据他女儿刘小雁的不完全统计,流亡期间,他曾在北美、欧洲、香港等地做过七八十次演讲,内容主要是对自己生平往事的回忆,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硏究与思考,但是,离开了最想听他的声音,他也最想面对的中国听众,没有了中国听众那凝视目光和会意的共鸣,他的演讲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轰动效应。恰如一个离开了中国舞台和听众的京剧名伶,不得不对着荒山深谷去吟唱西皮二黄时,那种悲愴与无奈,又有谁能体会?

他不仅是「失去了大地」,而且是失去了一个战士致死也不愿离开的战场,这就使他得到的自由天空也黯然失色了。可以想象,流放中的宾雁不会比行吟汨罗江畔的三閭大夫心情好多少。当然,他会如屈原一样坚信「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然而就像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样,「固将愁苦而终穷」和「固将重昏而终身」的命运注定是无法躲避的,而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经多年流亡后,竟然有一天会以思想胜利者的身份凯旋故国的幸运,则至今仍是中国流亡者们难以实现的梦想。

刘宾雁去国之后大致上的行程是,1988年3月至6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的讲学,然后去法国和西德访问3个月;同年9月接受美国哈佛大学邀请,担任尼曼(NIEMAN)新闻硏究员。

1989年至1990年,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其间曾于1989年秋到德国柏林任DAAD基金会访问作家,并访问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专门硏究苏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1990年夏,刘宾雁被三一学院授予名誉文学博士。

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1991年到1996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和「中国学社」执委会委员。并获得纽约言论自由基金会奖。

1994年3月,刘宾雁到西班牙参加国际学术硏讨会,发表了题為《中国的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的论文。

199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同年担任了「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藉助这个平台,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时政评论,其中绝大多数是评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关注拉丁美洲的形势发展,其实这也是在為考虑中国问题找一个参照,因為他一直担心中国会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如智利、阿根廷一样,极权专制会走向极致,导致一个更黑暗、更血腥的军事独裁时期(这种危险一直存在,即使到今天也是中国的梦魘),他虽然远离故国,但心中所想的还是祖国的命运。

在1992至1999年期间,他创办了英文月刊《CHINA  FOCUS(中国焦点)》并担任主编,报道中国社会动态。

1993至1996年间,他还创办了中文月刊《大路》,其宗旨是向中国大陆传播新思想及世界民主化动态,但刊物能突破封锁进入中国大陆的数量十分有限。

2002年,这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流亡者被选為海内外自由作家组成的「独立中文笔会」的首任会长。

2003年,刘宾雁获得美国纽约人权观察海尔曼·赫米特奖……

从这个简单的编年中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被迫流亡、有国难归的游子,并没有在困境中消沉,也没有另觅他径,改弦更张,而是持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侧耳倾听着中国大地上传来的每个细微的希望之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托举着祖国未来的希望。

流亡中的宾雁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中国记者,他的女儿小雁说,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最看重的是有人来访,最好是有从国内来的客人。到那时,他就会庄重地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下来访者带来的国内信息,还不断地提问,儼然像记者在採访。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让他欣喜,或让他焦虑,都会引起他的深思——大洋浩瀚的烟波挡不住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目光。

他的儿子刘大洪在阔别八年后才于1996年到美国来探望父亲。他发现,父亲在房前空地上开闢了一个小菜园,里面种满了北京人日常吃的蔬菜,如黄瓜、韭菜、豆角、青椒和西红柿,其中顶花带刺的北京黄瓜是父亲餐桌上夏天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用如今流行的语式来说,他吃的不是黄瓜,而是北京的味道。有朋友来访,他就到菜园里摘下新鲜的黄瓜,用报纸包好送给朋友,这是他最贵重的礼物。对祖国,对北京的思念渗透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在美国流亡的十八年,尽管有了人身自由,生活条件也还安定,但是,宾雁并未「乐不思蜀」。有好几次,国内的朋友去看望他,进门就听他说:「欢迎你来探监!」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流放的囚犯。除了读书和写作以外,经常陪伴着他度过寂寞时光的只有朱洪、一个小孙子和一隻可爱的白色长毛小狗——这隻小狗在宾雁去世后不久也随之而去了。

深知父亲心事的小雁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去,「即使能在马路涯子上坐一会儿,跟一个老农民聊聊天,他就幸福极了。」

如今,「梦」突然变成了中国最流行的政治主题词,為了应该做什么样的梦,当局又允许人们做什么样的梦,爆发了一场可笑而又可悲的大论争——强权不仅要限制人们的行為思想,甚至要规范人们夜里作的梦!宾雁晚年牵魂动魄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回到北京,再到马路涯子上去坐一坐——那个他十六岁就漂泊到古都,读书时经常端着饭碗坐下来吃炒饼的马路涯子;那个他在被打成「右派」后,拉着臭气冲天的大粪车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的马路涯子;那个遇到上访告状的难民,他就席地而坐,掏出小本子来进行採访的马路涯子;那个第二次蒙难后,他曾经拉着孙子的小三轮车,和淘淘坐下来聊天的马路涯子;那个在1989年曾留下坦克履带的印痕和学生市民淋漓鲜血的马路涯子……呜呼!连这样一个最不奢侈的梦,他竟然也无法实现。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依然是中国现状的写照。而他这首绝句的后两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还只是梦中情景,「万山」似乎仍无尽头,而「溪水出村」还不知要等到何时。

然而,宾雁就像个长夜不倦的守夜人,一直在星空中寻找着那颗迟早要升起的启明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本章主要参考书籍和文章篇目

盛禹九:二十年漂泊喜重逢

李贵仁:人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

(节选自《刘宾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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