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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禾子:爱上中国的人 — 李约瑟

2019年12月07日

如果不是见到了这部李约瑟传记的作者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中文名白思淼)、并且后来有过几次电话和电邮的神聊,我也不会写现在这篇文章。李约瑟太大名鼎鼎了,似乎等不到温切斯特先生来为他写传。他的传奇故事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受到注意和传播。况且,我比温切斯特早很多年就知道李约瑟为何人,还关注并引用过他的研究理论。朋友中也大有拜见过李约瑟本人的人在。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十年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头榜的传记《爱上中国的人—一个怪癖的、揭示中国秘密的科学家的传奇故事》(The Man Who Loved China)。这实在是一部晚到的传记。然最近在一个小型的晚宴上幸遇作者温切斯特。宴会上他即兴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他一次在新疆奎屯火车站临时停车时被一位寻找机会抓着外国人学习英语的女博士生“抓着”的经历;一个是他在上海曾经采访过的一个银行职员在相隔二十年后在华盛顿的一家中餐馆当外卖递送员,两人竟然在华盛顿大街上再次相遇;从互相没有认出来到辨认出来的喜剧性经历。故事讲得即生动有趣,又充满悬念,引得听众一致跟着预测故事的下一步,非常投入 —— 这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幽默诙谐的讲述让我感觉西蒙不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我决定读一读他写的东西。

晚宴主持人也介绍了温切斯特先生其他若干本上了纽约时报Best Seller 榜的书,比如讲《牛津英语大辞典》编纂成书的主编和主要写作者 —— 一个疯子、杀人犯、同时又是天才的奇人的故事《教授与疯子》(已被拍成电影);比如讲英国地质学之父史密斯的《一幅改变了世界的地图》;又比如讲美国建国时期的一般民众的《联合起美利坚国的人》;等等。从这些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兴趣和技巧所在:从一个个人和普通人的故事去展示历史上有非常意义的大事件。他写的李约瑟无疑有其独特之处。实际上,除了一位中国作家王钱国忠用中文写过一部《李约瑟传》(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外,由英国人用英文全面介绍和研究李约瑟、并为其写传的,西蒙-温切斯特这部是唯一的一部。而且一写,便成为成功之作。

还有一个诱发我写此文的原因。当看完温切斯特的李约瑟传后,发现已经有两个中文翻译版本。一个是台湾学者潘震泽翻译的《爱上中国的人 – 李约瑟传》(北京出版社 2016),一个是姜诚、蔡庆慧等翻译的《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随便在中文网络浏览了一下有关这本传记的反响,发现了一些荒谬可笑的评论。比如有国内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评价温切斯特的李约瑟传记是靠花边新闻之类的八卦故事打响的;又比如有好心人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解释李约瑟、其妻李大斐、其情人鲁桂珍三人之间的关系为兄弟姊妹关系,或者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还有人说因为李大斐身体虚弱,李约瑟才有了婚外恋;如此等等。还有那个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里的杜平,讲李约瑟和温切斯特的李约瑟传,八分钟里错误百出,几乎所有关键地方都在乱说。比如他说“李约瑟的夫人最后就悄悄的退出了这个三角恋,然后鲁桂珍和李约瑟两个人结婚了。”这简直就是瞎扯!我敢肯定他自己根本就没认真读过这本书。而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解说,那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先不说那些似是而非的网上评论,仅仅两个不同版本的中文翻译版中的一版就值得一提。潘震泽版(我喜欢他的“爱上中国的人”的“爱上”俩字的翻译)在大陆出版时,被删除了原书中第六章的全部,据说是出版社为了保全李约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第六章说了些什么?第六章的标题是:《不受欢迎的人:名誉扫地》。这一章讲述了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李约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对苏联和中国政府指控美军在北朝鲜和邻近的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的事件进行调查和评估,并向世界提交报告。一向公开表示对共产主义有好感并且一直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和苏联的李约瑟,在政治上其实很幼稚。他完全不会想到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和北朝鲜会假造现场,利用他这样有国际名望的科学家来制造骗局。他在盲信的情况下,报告证实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生物武器。这一没有坚实证据支持的报告,自然遭到了国际同行、新闻媒体、和反对派的质询和攻击,而他也从此被美国政府列入“不受欢迎的人”黑名单;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解禁。而1998年解密后的苏联档案,证实了苏联当年的确派人制作两处假现场的事实;那些科学家,甚至政治家(至少金日成)当时都被蒙在鼓里。

作为英国《卫报》资深记者和美国《国家地理》、《史密森尼》等杂志的长期作者,温切斯特跑遍世界各地,常驻过北爱尔兰、北非、印度、东南亚,曾在阿根廷军事占领英属岛屿时被关进牢房几个月之久,报道过很多国际大事件,出版过三十余本书籍;其知识和视野可谓广而博。但是当他1990年代中期去中国考察长江流域的地理、人文、政治、经济、历史等情况、有人建议他先读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时候,他压根儿还是第一次听说李约瑟其人。他可能原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有着牛津地质专业的、世界大报之一的资深作家的外国人去从头至尾探究中国的长江吧!他描述当他读着李约瑟的书、特别是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治理和利用河水的技术和伟绩的篇章时,激动得手都开始颤抖。是他的同胞英国人,李约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目的明确地跑遍了大半截长江支系和一部分黄河来考察中国水文情况的;而且也是他,李约瑟,第一个用英文向西方世界用学术形式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更而且,李约瑟所作的研究和编纂是如此的广博、宏大、具体和详实,囊括了中国自大禹治水以来几乎所有的跟科学技术发展有关的人物和事件。

十年后,温切斯特决定书写李约瑟。为此,他重复李约瑟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中国,除了无法重复乘军用飞机飞越“驼峰”航线。当年的李约瑟,就是被丘吉尔在1943年委派到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办公室)、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飞越危险的“驼峰”航线到达昆明的。李约瑟被选中任这一职务,不光是因为他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中是唯一会说会读中文的人(自学成才!),更是因为他多次公开呼吁西方国家给正在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中国以支持而为人所知。早在1937年,当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消息走漏西方后,欧美大国没有一个出面援助中国,英国甚至还继续跟日本进行着往常的贸易关系。李约瑟的中国学生和后来的情人鲁桂珍,因家在南京,整天追踪新闻消息,焦急万分。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地收到国内各处失守的消息和几十所大学师生流离失所、艰难向内地撤退的情况,由此而自发地游说英国政府和民间,以期征得欧洲人民对中国的支持。虽然英政府装聋作哑,但英国民间却展开了各种宣传声援活动。不单单是为了爱人,也是为了已经爱上的中国、为了道义,李约瑟积极参与了众多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游行。他在街头散发印有“帮助中国,不买日本造玩具”句子的卡片,并且不停地给各报纸写信投稿,呼吁英国政府的介入。但是,一直到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英政府才终于正式派出了由李约瑟领衔的科学考察团,帮助流难中的中国科学家和大学研究机构。而这时已经进入了1943年。在大后方的云南、四川,在一个小小的李庄,李约瑟就见到了当时中国几乎全部的知识精英,如傅斯年、竺可桢。在这里,他物色到了得力的研究助理和合作者王铃(王玲先生也曾撰写李约瑟传,可惜未完成便去世了)。也是在这里,中国学者们对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他们的学术素养和质量,当然也还有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流利英语,都让李约瑟大为吃惊和着迷(李约瑟的母亲为爱尔兰人。温切斯特在传记里没有提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李庄杀鸭款待李约瑟的故事,在中国读者中失掉了一个看点。)

和中国作家相比,温切斯特有着第六感官的优势来探究李约瑟的一生。他本人毕业的牛津大学,和李约瑟的剑桥大学有着类似的历史和学术氛围,当然更有着一种精神贵族文化的血脉。他对李约瑟在剑桥的生活的理解,是生活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人所难以穿透的。为了写这个传记,他走访了剑桥众多相关人物,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李约瑟的日记;也多次采访国内外的中国知情人士并亲自实地考察;当然也少不了他擅长的讲故事的能力—巧妙地把国际大事件、重要人物、一个个人物小故事穿插在一起,内容丰富,结构清楚,突出要点,引人入胜。我就跟温切斯特赞叹道:你把李约瑟写得真是太有吸引力了,我毫无疑问也爱上了他!

想起曾经有一位研究英美文学的华人学者在研究纳博科夫及他在剑桥的朋友的一本书中提到徐志摩,发现徐志摩在剑桥的时候正是一帮后来在国际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剑桥大学最活跃的时候,像贝纳尔,李约瑟,普利斯特利,纳博科夫,等等,而徐志摩却连这个圈子的边儿都没沾上,完全没有摸着当时英伦和欧洲大陆思想、知识及文化界年轻知识分子的脉搏和走向。徐志摩辈真地是悄悄地来到了康桥,又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一丝云彩。所以,温切斯特对李约瑟在剑桥当学生和当教授研究员时的挖掘和描述以及剑桥生活方式对李约瑟一生的影响,由他来写可能是最贴近的。比如,当时的果汁派、裸泳派、性解放、开放婚姻,等等,在剑桥非常时髦,李约瑟、李大斐、鲁桂珍三人间的婚姻爱情友谊关系,既不是什么桃色八卦事件,也不是什么精神恋爱,纯粹就是一种理想和理论的实践。李约瑟和李大斐在结婚时就瞒着双方的父母私自约法三章:婚姻开放,双方保证各自的婚外性自由。他们的婚姻保持了六十多年,大斐和桂珍的友谊也持续了几十年;到了,两位女性还联合起来搅黄了约瑟的另外两桩婚外恋。大斐于1987年去世。约瑟和桂珍于1989年结婚,一个88岁,一个85岁。婚后两年,桂珍也去世。李大斐,英文原名Dorothy Moyle Needham,出生于一个严格的Quaker教派家庭。按温切斯特的意思,这样的家庭造就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儿。实际上,她本人远非等闲之辈。她和李约瑟一样,也是剑桥大学杰出的生物学家(鲁桂珍去剑桥原是拜在Dorothy 名下做研究生的),也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她和李约瑟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夫婿艾尔波特获此殊荣之后的唯一一对夫妻院士。遗憾的是,她在约瑟的故事中永远都处于模糊的背景中。希望有朝一日有人好好写一部她的传记。

从个人成长和性格来看,我感觉李约瑟更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大男孩。他是家里独子,天资聪颖,少年得志;31岁时出版三卷本学术著作《化学胚胎学》;39岁时出版《生物化学和形态学》,被称为达尔文之后又一划时代的杰作;40岁出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而且精力充沛,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同时做得风生水起;他放荡不羁,信奉裸体主义、开放婚姻;追随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是投入的基督徒;两个女人同时爱着他,也同时护着他。他的爱情并不专一,时常寻花问柳,而两个女人都容忍了他。他工作起来异常专注,不允许任何人打搅,包括老朋友、比他还有名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奠基人兼首任主席朱利安-赫胥黎。有一次赫胥黎从巴黎来看李约瑟,已经到了李约瑟的学院门口,打电话要进来,李约瑟一口回绝;说我非常忙,你没有跟我事先约好,所以我不能见你。在剑桥,几乎整个学院和大学也都容忍了他这个不安宁的怪杰;校方既保证了他最大的物质和科研方便,也给于了他很高的荣誉。比如升任他为院长,悬挂他的个人画像(身穿中式长袍),逝世后进入“荣誉门”,等等。他逝世后,他使用了一辈子的两间办公室,只有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得到继承使用权,那就是物理学家霍金斯Stephen Hawkins。如果李约瑟继续在他的生化领域干下去,天晓得是否他会把天下最高的荣誉都包揽下来。然而就在他学术生涯最辉煌的时候,突然,他转了向,并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一项新的事业—撰写《中国科技文明史》。这一切就因为他遇见了那位中国女性—鲁桂珍。

鲁桂珍祖籍湖北,父亲在南京开有中药店,家住南京。她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生理专业;后在上海某医院研究所做生物化学研究;1937年赴剑桥攻读博士,拜于李约瑟夫妇门下。从此,她和李约瑟的恋爱以及和大斐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李约瑟”的名字,就是鲁桂珍为Joseph Needham 起的。Joseph为“约瑟”,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惯例;但是把Needham译成“李”,我觉得可能是南方有些方言中N、L 不分的缘故。鲁女士把尼变成了李。但是后来李约瑟因为崇拜老庄哲学,就认为他的“李”是随了老子的姓。

很多人,包括温切斯特,都把李约瑟对于中国的爱归功于对鲁桂珍的爱。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鲁桂珍是李约瑟的中国文化启蒙人。爱屋及乌。李约瑟不仅要了解这位异族女性,也要了解她的国家和文化。然而,这里也毫无疑问地包含了一个天才知识分子的强烈求知欲。对以博学而有名的剑桥年轻教授,李约瑟刚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偌大的一个国度 – 不光有着美丽的女子、还有着神秘的文字、古老的文明和科技,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上却是个空白!无知是耻辱啊!必须了解!而且,不仅是让自己,也要让整个自傲的西方世界,认识中国。

一经开始,便不可收拾。从两个恋人躺在一起、吸着香烟、一个突发奇想、让另一个写下汉字“香烟”的那一刻起,李约瑟便彻底被中国文化魂魔附体。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从学习艰难的汉字开始,到亲自去中国考察,到著述七大卷二十多分卷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注:英文全文: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因中文版第一次出版时使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一直如此沿用。),李约瑟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气象水文的特征等等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追踪研究;对各类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做了广泛而全面的收集和评述;科学方面如数学、物理、医学、药学、动植物学;技术方面如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造纸、航海、采矿、冶金、农业、武器制造,等等等等。在第六卷里,李约瑟计划将中国的发明创造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把中国的这些成就放入世界文明历史中恰当的位置。他自豪地称这些洋洋七大卷为“天干”,二十四卷分卷(目前已经出版的)为“地支”。

身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从一开始,李约瑟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突然停滞,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亚洲却在欧洲发展起来?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学者甚至指出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它分成两个独立部分,每一个都还是有其讨论意义的。就前者来说,即“为什么中国曾经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十六世纪时突然停滞不前了?”是值得中国人深思和讨论的。李约瑟最初是这样陈述他的问题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科学、科学思想、技术,有什么具体的贡献?为什么他们的科学始终停留在实用阶段和局限于原始、或者中世纪式的理论模式?他们的文明中什么抑制因素妨碍了现代科学在亚洲兴起?提议:除了值得注意的众多的理论和心理因素外,一些有别于欧洲文明而塑造了亚洲文明的具体因素有:地理的,水文的,社会的,经济的。 ”

在其后来几十年的实际论述中,他包括了更多的思考因素。在第五章里他就是试图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并没有得出全面而满意的答案。而自他提出这个问题至今,对它的讨论、争辩、解答已经变得无休无止。照温切斯特先生的说法: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到“万里长城都变成沙土”的那一天。实际上,所有人的讨论都没有超出李约瑟本人设置的几个范围:地理位置的隔绝,大河水文系统的管理需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对自然(科学)的忽视,缺乏竞争机制的抑商思想和经济体制,官僚科举制对知识分子的限制,繁复的语言文字的束缚。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均没有共识的答案。

我不是科学史专家,不敢乱说。只是从一般历史的角度去看,我认为历史的发展实际是一联串的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要想在其中得出一个必然结果,恐非易事。李约瑟的研究方法是顺应当时一般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线形思维模式 – 一切都是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按照这种思维,中国很早就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理应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结果却出现了不正常现象:中国滞后了,沦落到被西方人看不起、被称为蛮荒之人的地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恐怕用线性思维模式是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在传记中,温切斯特先生精心描述了李约瑟从重庆开车去敦煌的一路经历,顺便也大讲了一番斯坦因及其对李约瑟的影响。故事惊险有趣。李约瑟执意要去敦煌,这跟他的外交使节工作其实没有关系。英使馆对他的探险行为很有意见,还给上面打了小报告。他的坚持完全是为了要亲自考察那个在二十世纪初震惊世界的莫高窟及其“藏经洞”,因为斯坦因从藏经洞带回英国的文献让李约瑟发现了中国古老的实物证据。比如唐代佛经《金刚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刻板印刷(公元868年)实物,不仅比德国人Gutenberg 的活字印刷早了六百年,也比北宋毕升的活字印刷早了一百年。欧洲人一直认为印刷术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是李约瑟现在拿出了更早的实物来证明,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又比如在法国人伯希和带回法国的藏经洞绢画上,李约瑟发现了五代的佛教画中已经画有火枪,早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对火枪的使用。

去敦煌的路上,李约瑟碰到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为了等修车,他在陕西宝鸡去拜访路易-艾黎,一位著名的来自新西兰的“国际友人”。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一生的朋友。这位艾黎先生在中国抗战期间,和斯诺夫妇及其他几位外国人创办了著名的非政府组织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起“工合运动”,组织人员生产一些基本的军需品,比如毛毯、被褥、衣服等等,支援抗战的前线,同时帮助流亡的难民;后来又在宝鸡建立工合西北办事处,扩建了半工半读合性质的培黎工艺学校和妇女识字班等等。艾黎自1927年来到中国,直到1987年在北京逝世,一辈子都生活工作在中国。在李约瑟见到艾黎的1943年,我母亲和大舅刚好被他们的父母从被日军侵占的山西带到宝鸡,插班进了工合小学读书。所以此处稍微罗嗦了一点。

二战刚结束,李约瑟即受老朋友赫胥黎之邀组建一个国际性质的推行文化教育的机构,即后来的UNESCO –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这个组织初建时计划只有教育和文化部分,即UNECO,但是在李约瑟的坚持下,被加进了一个“S”,即Science。谁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补充。而他自己就任了第一任科学部主任。后来由于美国的干涉,李约瑟辞职,回到剑桥,开始撰写巨著中国科技史。鲁桂珍也在教科文组织工作至五十年代末,然后加入李约瑟的科技史写作组。

我知道李约瑟和鲁桂珍始于他俩1970年代共同提交予一个中美洲和亚洲研究学者国际会议的一篇有关古代美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比较的学术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两位科学家从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观点和标准:不同地方的相似文化特征的聚集。也就是说,在比较两处不同文化时,两地的相似文化特征需要呈现一定的聚集和量,才有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意义。比如,中国古代有在死人口中放置玉蝉或者大米的习俗,有时玉蝉上还涂有朱砂;而美洲文化的丧葬中也发现在死者口中放置玉米粒,而玉器雕刻也常常涂有朱砂。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聚集组合。但是两位学者没有在这个例子上继续。我可以在这里补充一点:这类例子实际上在美洲的奥尔梅克中只发现一个孤例,而且只是死者口中含有玉米粒而无玉器或涂了朱砂的玉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例子远远不能够表明两个文化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两位学者从文字、艺术母题、建筑、音乐、宗教、神话、民间传说、自然哲学、宇宙观、天文历法、技术、植物、动物、寄生虫学等等方面,跟当时已知的一些美洲文化现象作了比较,并以谨慎的科学态度告诫读者:虽然跨太平洋文化间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但是一些相似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他们也明确表示,美洲文化总体是原创性的,如果有跨海漂流而来的外来接触,也只是个体的、小规模的。客观地说,李约瑟和鲁桂珍这篇论文并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影响。1970年代的玛雅文字的破译以及之后大量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早已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人们寻找美洲文明源头的热情和猜测抵消得一干二净。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们的科学谨慎态度是值得后辈学习的,他们的一些很深入的观察和对比也仍然是有意义的;比如60天或60年一轮回的“天干地支”历法,和玛雅的260天一轮回的祭祀历及其和太阳历共同轮回52年的“长数”历,不管有无直接关系,它们的相似现象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西蒙-温切斯特的这部李约瑟传充满了热情洋溢的语言和简洁快速的节奏,让一个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天才科学家丰富而漫长的一生,在几个章节的篇幅中,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我在此谢谢温切斯特先生。是他激发我写出了一篇随笔,长了不少知识,更增加了我对一个热爱中国的国际科学家的敬重。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五二期(cm19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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