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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刘劭夫:想起了刘文典

2019年12月06日

一直为中国文化人的风骨气节感叹再三,是因为中国文化人所表现出来的媚骨一再突破一个民族精英群体应有的人格底线。叫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文化人跟其他民族文化人相比,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是世所罕见的。究竟是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人天生的媚骨造就了他们的苦难,还是苦难造就了他们的媚骨?

201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100名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每人抄写一段毛泽东的《讲话》。这100人里面,有贺敬之、铁凝、王蒙、莫言、陈忠实、苏童等名闻遐迩的作家,也有徐沛东、王晓棠、于蓝、秦怡等艺术界名人。此事一经传出,立刻招来网络的一片骂声,有人称这些文化人这样做是一种人格自残,并愤言“终身不买他们的作品”以示鄙夷。当然还有赞赏的声音,赞同者力挺这100名抄写者,并称批评者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事关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总会引发中国舆论的尖锐对立,双方剑拔弩张,水火不容。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实际上已经撕裂了中华民族。历史最终会对此有个结论,但恐怕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是题外话了,暂且按下不表。

从1942年以来,毛泽东这篇关于文艺和宣传的讲话,一直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集团的文化圭臬。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这篇讲话至今还是这个党和国家文化艺术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指导纲领。即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短暂温和的非毛化的时候,毛的讲话依然是执政党用以捍卫党文化的大棒。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讲话》,统治了这个党和国家整整70年的文化艺术,目前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标准,体例制度,指导思想,都是《讲话》的产物。这篇讲话,影响了几代文化人的命运。可怜的中国文化人,从此开始沦为一个政党的文化奴才,他们的荣辱升沉,无不与这篇讲话息息相关。毛泽东去世之后,每当思想稍微放松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人无不首先企图从解除《讲话》的束缚开始。毛泽东的这篇文艺讲话,摧毁了中国文化人的独立和尊严,窒息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生机,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假如没有毛的这篇讲话,中国的文学艺术应该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文化人应该是另一种的精神面貌。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化艺术在长达70年之久为一个领袖和政党服务,这种世所仅见的文化现象的确是拜《讲话》所赐。

时至今日,这些文化界的名人,这些引领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还做出了向前领袖实际是取媚于当今权力的行跪拜礼的行为,如此自我贬损,不禁令人愕然和不齿。中国文化人的这种媚权,即使是在君权至高无上的皇朝时代,也是未有所闻。

中国文化名人匍匐在权力之下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去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仿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讲话。习先生的讲话自然是出于维护中共的意识形态独尊地位,对中共在文化领域的工作所发表的指导意见,这里不予置评。但是,在聆听了习先生的讲话之后,中国著名书画艺术家,北京大学画法研究院院长范曾,回到研究院在学习习近平讲话的会议上,率领研究院的八名教授,分别赋诗歌颂习近平的讲话。范曾的诗句里居然有“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岳奔川隐佛香”,直截了当地把习近平作为皇上来歌颂了。这种对习近平行三跪九拜,高呼吾皇万岁的做派,恍然间十多亿的中国人民回到了皇帝坐龙廷的时代,叫沐浴在社会主义民主阳光下的人民情何以堪!

范曾此人的无耻行径,反映其人格之低下,自然招致舆论之鞭挞。有人把他与沈从文的旧账以及当年“不爱江山爱美人”仓皇去国的糗事再次翻了出来。尽管官煤为其解围开脱,说舆论对范增的批评是“道德围剿”。(“围剿”真个是《环球时报》等官媒的家常便饭,贱民们有何“围剿”的权力呢?)我担心范曾把习近平作为皇帝来跪拜,只怕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因为,习近平是不是皇上我们不知道,但是习大大一定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皇上。范曾自己做皇帝的奴才不打紧,而把当今中国视为天朝,国家主席看做是皇帝老子,大有讽喻之嫌,一定是不招主子待见的。

世界进入到了21世纪,人类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中国文化人恍若还活在专制皇朝的时代,醉心于做专制的忠臣孽子,令人对民族的未来感到悲观。由此而想到了民国一代大师辈出,文化人活得自尊洒脱独立,不由得叫人心向往之,感慨而唏嘘也。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刘文典这个人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刘文典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这里需要对刘文典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刘文典安徽合肥人,生于1889年,卒于1958年,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并得陈、刘所赏识,1907加入同盟会。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后来以学问自傲,谓自己的文章乃五百年之经典,遂改名“文典”。刘文典1909年负笈日本,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回国,任《民立报》编辑,1914年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秘书。彼时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不循法律解决,毅然武力举事反袁,已是众叛亲离,刘文典一意孤行,追随孙中山,可见其人之特立独行。

刘文典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先秦诸子,出版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奠定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后又从事《庄子》《说苑》的校勘,成为庄子研究的权威。刘文典曾放言说,天下了解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自己,一个是我,还有半个你们去争吧! 1927年,38岁的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此时,刘文典刚好不惑之年。

由此可见,刘文典是一个年轻时就极富盛名的学界泰斗。但是,他仅仅是以一个学问大家而著称于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寻章摘句的腐儒而已。与刘文典的文章学问同样闻名的,是他那狂傲不羁,特立独行的性格,其中最为世人所乐道的是他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跟蒋介石的正面冲突。时至今日,这件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公案竟有了几个版本。

事情的缘由是,1928年底,安徽大学的学生与安庆女中因为看戏引发纠纷,最后酿成学潮。当时安庆是安徽省会,该次学生风潮背景较为复杂,既有国民政府教育当局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有共产党的青年团在鼓动学生运动,学潮为省内外所瞩目。南京的教育部主张对带头的学生强势弹压,开除为首的学生领袖,身为校长的刘文典则认为对待学潮应以引导教育为主,对于教育部门的责令以事情复杂为由,拖延处理。11月28日,底定中原,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前来安徽视察,点名要去安徽大学看看,于是就发生了蒋、刘两人的冲突。

第一个版本是,当听说蒋主席要前来视察训话,刘文典为首的安徽大学校方,几次表示拒绝蒋的“训话”。安徽教育当局十分为难,说这不太好吧。刘文典就说,“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大学不是衙门,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几经折腾,蒋终于如愿前来。可是,偌大一个安徽大学,竟冷冷清清,只见几个瘦骨伶仃的校役旁若无人在洒扫,全无欢迎的热烈场面。早已前呼后拥风光惯了的蒋介石哪受过如此冷遇,不禁大为光火,喝道:“把你们的校长叫来!”不多时,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穿着一袭长衫的年轻人昂然前来。蒋介石铁青着脸问道,“你就是刘文典?”刘文典答道,“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从未遭到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毫无准备,桌子一拍,大喝一声,“你这个学阀!”刘文典毫不示弱,应声道:“你说我是学阀,你就是军阀!”蒋介石更是怒斥道,“你身为校长,纵容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反唇相讥,说你是带兵的人,管好军队是你的职责,大学的事我说了算。蒋介石一怒之下,把刘文典关进大牢。

第二个版本是,当时蒋介石到了安庆,召开安徽省政府会议,请当地的名流见面,刘文典是受邀之列。可是开会时间已过,刘文典穿着长衫马褂施施然而至,蒋介石一看就来气,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毫不示弱,当即回应:“蒋介石,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蒋介石要他交出带头闹事的学生,刘文典顶撞说蒋介石无权干涉大学的事情,蒋介石大为震怒,严斥刘文典:“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从尔始!”随即将刘文典拿下,关押在安庆的公安局。

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版本是蒋、刘冲突竟是拳脚交加,上演武行。却说当日双方言语冲撞,盛怒之下,蒋介石竟不顾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起穿着马靴的脚对着刘文典的屁股猛踹两脚。谁知道刘文典在此击打之下,竟奋起反击,朝蒋介石的裆部飞起一脚,疼得蒋介石躬身猫腰。刘文典当即被蒋的卫士扭送大牢。后世学者描写当日情景,绘声绘色,精彩犹如小说的情节。

这个版本过于离谱,存疑甚多,不足为信。以蒋、刘二人的身份教养,他们之间似乎不会发生如此有失体统、有辱斯文的事情。但是蒋、刘在当日发生了激烈的言辞冲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蒋介石扣押了刘文典,将他关押在省政府的“后乐轩”里。消息传出去之后,安庆的市民和安徽大学的学生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抗议风潮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氏十分愤怒,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说,“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如果有一个刘叔雅这样的人,我会下令就地枪决!”恼怒之下的蒋介石露出了军事强人的本色。

但是,蒋介石的死亡恫吓并没有吓倒中国的读书人。刘文典被拘押之后,他的家属请托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向蒋介石说情。蔡元培致电蒋氏,“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胡适之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徽大学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更是把刘文典比作是三国时期击鼓骂曹的祢衡(正平)。其他多名知识分子分别发出呼吁,要求蒋介石速速放人。迫于舆论的压力,七天后尴尬的蒋介石决定放人,但撂下话说,“放人可以,但刘文典必须离皖!”岂料这个刘文典不愿意被释放,他要蒋介石给他一个说法。刘文典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刘文典笑傲王侯的书生意气,自然得到了人们的敬重。被迫离开安徽的刘文典,受到原蒋介石的秘书、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北上清华担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像刘文典这么一个敢于顶撞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介书生,不仅没有生命之虞,还因此而得到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敬重,获得了无尚的名望,这对于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今天在谈论这段旧事的时候,人们除了对刘文典的风骨怀有很大的尊敬之外,更是教人们无限怀念和向往的是民国时代文人生存环境的宽松和自由。所有生活在“新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是学界泰斗还是粗通文墨的寻常百姓,不管是从民国走入“新中国”的老派文人还是“共和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代文化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都会有切肤之痛,都会有痛心疾首的悲伤。六十多年来的政治高压,文化管制,可能有清一代都不能比拟。从现存的文史资料来看,即使在康雍乾文字狱屡兴的年代,读书人都没有像“新中国”那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窝囊和没有骨气!

这个刘文典,区区一介文人,胆敢如此藐视最高权力,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除了他自身的风骨和人格之外,更主要是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这些桀骜不驯的文人个性张扬,挥洒性情。一个简单的事例就能说明问题。在民国时期,许多敢于针砭时弊,直陈党国失道,公然与当局持相反政见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不是噤若寒蝉,匍匐在地吗?所以今天我们在为刘文典喝彩的同时,更应该怀念的是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很久以来,在言说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的是这是一个专制独裁、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

作为最高的军政领导人蒋介石,在受到一个文人的不敬和羞辱的时候,还不敢生杀予夺,还慑于大众舆论的压力,最后还能宽宥一个书生的无礼冲撞。我们在刘文典后面的人生里面,丝毫看不到他为此而受到任何政治迫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介石还是有最后的人性底线的。多年后,我们从蒋介石公开的日记里面,看到了他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反省和自责,由此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看到了蒋公宅心仁厚的一面。这是值得发人深思的。

1931年,在清华园教书育人的刘文典接到了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热情的邀请,到广东颐养小住。刘文典知道陈济棠是一个拥兵自重,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地方军阀。但是陈济棠在治理广东的时候,注重教育事业,礼贤下士,在全国有着好的口碑,所以刘文典也乐意南下一游。于是携夫人张秋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广州,住在了陈济棠所安排的二沙岛上的别墅。陈济棠派人专门伺候刘文典夫妇,刘文典每天吃吃喝喝,日子好生快活。

可是没多久,刘文典发现陈济棠请他赴粤是利用他来反蒋,当即回绝了陈济棠的馈赠和官位利禄的许诺,毅然返回北京。陈济棠是错误估计了刘文典。他以为刘文典当初面斥蒋介石,就一定会站在他一边反对蒋介石,刘文典的文名和声望就会为自己所利用。可是他低估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的风骨。刘文典厌恶蒋介石没错,他与蒋介石的心结可能还没解开。但是在“九一八”之后,民族危亡之际,任何个人的恩怨都能捐弃。刘文典回到北京之后,毫不掩饰对陈济棠的失望,他对人说,“正当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么能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刘文典恃才傲物,清高孤寡,被称为民国狂人。在民国短短的三十几年的历史里,刘文典可以说是一个才高八斗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 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任教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研究”,“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刘文典是国家级的文史大师,是校勘学和庄子研究的权威,甚至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级”的人物。 学富五车的刘文典还有一招绝活,那就是骈体文。刘文典的骈体文名扬海内,在抗战时期,许多达官贵人都以求得他为自己的先人写一篇墓志铭而倍感有身份有光彩。吴宓教授撰文记述当时自己多次充当中间人向刘文典求得墓志和寿文,这些请求这都许以重金作为润笔,有人 甚至出价一篇三十万元大洋,可见刘文典文名之高。

在刘文典和蒋介石冲突过了十八年之后,命运让这两个人又有了一次交集。1946年,蒋介石迎来了六十大寿。当时正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并废除了一百年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此时的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因此各省大员都在思量给蒋介石送上一份体面的厚礼。云南省主席卢汉为送礼的事情伤透脑筋。手下人进言说,何不请刘文典写一篇文辞华丽的祝寿骈文,这份礼物比黄金白银贵重千万倍,蒋先生一定会万分喜欢的。卢汉闻言大喜。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刘文典在十八年前跟蒋介石有过那么一段过节,刘文典会应诺吗?他知道刘文典的脾气,万一求文不成,被其讥讽一番,岂不自讨没趣?

但是卢汉为蒋氏祝寿心切,觉得再也没有比刘文典的祝寿骈文来的更好的礼物了,思索再三,决定冒着碰壁的难堪,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托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与刘文典私交甚好的安徽同乡李广平登门求文。不料刘文典爽快的满口应承为蒋介石撰写寿文,这令卢汉意外地高兴,觉得很有面子。只是他不明白刘文典为何忘记了他跟蒋介石昔日的恩怨。数日之后,刘文典差人送来了写好的寿文。果然是好文章,字字珠玑,汪洋恣肆,蒋氏一生的功业和建树,都包裹在词采华丽的文章里面了。这篇四六文之好,超出了卢汉的想象。卢汉大喜过望,立刻请了云南最好的书法家精心誊抄,装帧裱好,派专人把这份别出新意的厚礼送抵南京。蒋氏收到这份礼物后,寿诞之日,嘱人把这篇寿文挂在显要的位置,可见这位寿星是何等满心欢喜。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文典为蒋介石写祝寿文自然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刘文典对此并没有推诿否认。他对儿子说,1928年他跟蒋介石的矛盾冲突,是看不惯蒋氏对待学生的蛮横和武断,看不惯他的军阀作风。1946年为蒋氏作寿文,是因为蒋领导了抗战的胜利,这样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为他写寿文,是看在国家民族的份上,不是贪图卢汉丰厚的润笔。可见刘文典不仅有风骨,而且还有胸襟。这才是中国文人的骨气和真性情。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活得那么率真,那么洒脱。

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篇为蒋氏祝寿的骈文了。现存的《刘文典文集》里,收录了他的两篇骈体文,一篇是《李仪廷将军七十寿序》,一篇是《唐淮源将军庙碑》。这两篇骈文,感情真挚,文辞华美,乃骈文之精品也。少年时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等妙文,感叹今人写不出如此的美文。及长,大学老师告知骈体文追求形式之美,讲求用典对仗,铺排堆砌,文辞华美则已,可惜伤及思想内容,不足取也,心里不以为然。近日方知民国时代仍有骈体文如刘文典的高手,然而现在海内外没有人能写出一篇真正的骈体文了吧?有一些惋惜与感慨。

生活在政权更替的文人是不幸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到了1949年,江山易色,民国一代的文化人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一步走错,终生抱憾!当隆隆的炮声从北边传来的时候,计划迁往台湾的国民政府拟定了一份“抢救”知识分子的名单,其中刘文典赫然在列。胡适之找到了刘文典,告诉他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赴美的签证,随时可以启程。但是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劝说,执意留在大陆。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当时离开大陆到台湾或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幸运的。作为一个中国文人,离乡背井本身就是一件心灵痛苦的事情,即使看起来有着优裕的生活,有着言论思想的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创造离不开祖国的文化环境,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刘文典是1958年去世的。对于这样一个狂傲狷介之士,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可以说是善终了。新政权建立之后,刘文典仍然在云南大学执教。开始刘文典还是获得一些礼遇的,先是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6年还被评为一级教授。但是好景不长,反右开始刘文典就受到批判,不久因为压力过大诱发心脑疾病含恨去世。一代大师离我们而去了。

钱学森弥留之际发出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

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要有能成长大树的土壤和环境。我看最近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关于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不禁一声叹息:恐怕中国大师辈出的时代将会成为绝响了!今日之中国环境,就只能盛产那100名抄写《讲话》的文化人,就只能像范曾此类奴才辈出。当我们望着一代大师纷纷离我们远去的背影,只能慨叹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大师了!

由贺敬之、铁凝、范曾之流的媚权而想及刘文典,为刘文典的气节风骨而击节赞叹,又想及民族精神之颓萎,禁不住感慨系之。世界第一大的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向人类文明贡献可以值得自豪的精神创造,这是每一个中华子孙的羞耻。要呼唤大师的诞生,就要造就适合大师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为政者难道不明乎?为全民族的长远兴盛发展计,断不可囿于眼前短暂的“稳定”之利了。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文化艺术发展的环境,创造大师辈出的社会氛围,这是为政者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

事情还没有完全令人绝望。据说还有二十名作家艺术家明确表态拒绝抄写毛泽东的讲话。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说,“我从不抄写什么东西,也不会抄写讲话。”这真是空谷足音!当人们把气节尊严视为敝履弃之而后快的时候,王安忆等人以自己的风骨支撑起高大的人格,并为世人所景仰。

若干年后,历史回忆起抄写《讲话》这段往事的时候,这些向权力献媚的文化人,一定会受到后人的嘲讽和唾弃。尽管今日他们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收获了功名利禄。就跟今天我们谈论刘文典一样,这个有着跟常人不一样的才气和学养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的狂妄自大,不拘礼节而受人诟病。相反,人们对他傲视权贵的骨气而由衷的敬仰,并无限怀念已经逝去的那个诞生了众多大师的民国时代。

(《加拿大都市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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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四五四期(cm19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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