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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星星:北岛回忆里的卧底话题

2019年12月05日

  章诒和先生以《卧底》挑开幽暗的一角,中国文坛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弹。冲击波鼓荡开来,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经。冯亦代、黄苗子这些大家,在众人眼里,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们著作等身,文化学术的贡献光辉耀眼。就是说做人,谁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作为?一个“卧底“,拆穿了他们形象的另一面。却原来,多年了,他们一直领命监视民主党派的诸位要人。他们表面上和这些昔日的老朋友礼尚往来,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暗地里,每次交往都在写汇报,记日记,对象说了什么,有何想法,都由他们定期向联系人汇报。他们是安插在危险分子身边的密探,以此作为考验他们对执政党是否忠诚,重在表现立功行赏。

  这些卧底,和监视对象都是亲密的老朋友,有的甚至共过患难。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他们曾经一起面对强权争自由,风雨如晦,鸡鸣犬吠,漫漫长夜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论私交,他们也可说是老交情了。

  怀揣着小九九,约好日子,登门,交谈,发牢骚,叹凄苦,虚伪地洒一掬同情之泪,老朋友留下吃饭,执手泪眼相送,远远地依然可以看到门口的孑然的身影——回到家里,背着家人,打开幽幽的灯光,一笔一笔记下猎物不合时宜的言论行踪,电话约了上线,约了时间,约好地点,偷偷地见面。呈上猎获,联络人肯定了报告价值,欣欣然眉飞色舞。再回家,记下关怀与鼓励。每接一次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靠这些立功表现,摘帽子,改善待遇,不知道当年这些文坛名家,怎样在光影里暗夜里交替扮演两种角色?

  这一拆穿,受损最大的是文化名流的人格。原来他们表面上亲亲热热,迎来送往,暗地里却是刺探情报,随时准备给朋友加罪的探子。尤其是,这些监控对象,几十年来风雨同舟,一起从患难中跌撞过来,曾几何时,物伤其类。生死之交成为刀俎上鱼肉,他们毁灭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前程,也是数千年中国文人的为人道德。朋友乃五常之一,为一己之私出卖朋友,士林不齿。今天,在一个堂皇的旗号下,他们偷偷摸摸积累着杀戮朋友的罪证。中国文人的道德溃败,在这一个角落,尤为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政治正当性,让他们虽然饱受感情折磨,还可以不在乎人情瑕疵。那么,当失去政治正确以后,人间只剩下了道德谴责。这一场隐蔽的行刺之后,损失最大的是他们。

  卧底当探子,当然不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但这一重身份,足可以让他们的人格大厦轰然倒塌。我们承认,他们对于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可是,暗地里的鬼蜮伎俩,麒麟皮下顷刻露出马脚。一代文人的辉煌,黯然失色。民众对他们的尊敬,顿时消解。

  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两张面孔,双重人格,亮度对比度,卧底事件都创造了当代最为刺目的记录。

  为此,我对章诒和先生揭露卧底的文章,景仰已久。她轻轻地挑开黑幕,那幽暗的一角,曝光出幢幢谍影。那人性恶的隐秘,摊晒了,白光闪烁。一拳打出去,无情残忍,却也公理战胜,坦然磊落。

  《卧底》风波,已成过去。近读北岛的散文,却是又回忆了不久前的灵魂震颤。北岛的几篇散文,或许言者无意,章诒和先生的无情揭露,却从此不再孤独。北岛文字后面的迷踪幻影,又让卧底,再一次成为好奇的想象。

  北岛在散文《听风楼记》里,回忆冯亦代先生,多次将话题逼近了卧底的传说。尽管只是在话题的边缘周旋,尽管只有只言片语,回想章诒和先生的揭露文章,还是有一种“旁证“的感觉。

  北岛的回忆里说:冯亦代于1949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我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确如北岛所说,1941年乔冠华所托,无非是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共。这有什么不敢对人言及呢?倒是1957年打成右派以后,奉命暗中监视往日同僚,给当局刺探情报,这才是不可对人言及的。我宁愿相信,“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说的正是1957年以后的奉命卧底。冯亦代先生言在此意在彼。甚至可以想象,他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连老婆也不能讲“的时候,立刻想到了暗夜里的秘密接头。他的心剧烈地抖颤开了,大颗的汗珠滴下来。

  我之所以这样推测,如同北岛所说:这和先生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亦代先生晚年,和北岛曾经保持了非常深挚的友谊。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北岛抢先找到冯伯伯,悄悄透露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冯亦代这一代知识分子走向思想解放的洪流,同情支持年轻人的种种出格越轨的先锋文学实验。北岛这个名字,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旗帜。在北岛搅起的漩涡里,时时倒可以看到老人的身影。当局或奖或惩,大概有了10月的同谋关系,他从不抱怨。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冯亦代撰文,为《星星画展》事件呼号呐喊。1989年早春,风雨飘摇,北岛“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二人显然约谈了什么。冯亦代表情严肃,不但没有拒绝北岛的请求,反而称赞他“做得好“。北岛清晰地记得二人相视一笑,那是雷鸣电闪风满楼台时刻的心灵默契。此时我简直看不明白,冯亦代先生究竟是哪一家的卧底?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岛的散文里,还有关于他父亲“向组织汇报“和冰心谈话的记录。

  1957年,北岛的父亲赵济年调到民进中央宣传部担任副部长,部长是著名作家谢冰心。北岛在《父亲》里回忆: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谢的谈话内容记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回忆整理,写成报告。

  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经历了三反五反,洗澡交心,知识分子早已噤若寒蝉。1957年反右以后,文化人更加成为一支落败的队伍,缴械投降不计其数。赵济年先生回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在民主党派中央机构,思想交锋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谢冰心这样的著名作家,当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在赵济年先生看来,“把私下谈心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北岛在这里说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赵济年汇报冰心属于“另有使命“,另一方面,赵济年认为向组织汇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究竟是组织的安排布置,还是自己的主动汇报?副部长报告部长言行,看来组织安排布置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再进一步,是例行汇报还是秘密汇报?还是间谍手段?这期间的区别还是不容忽视的。

  即使不属于间谍手段,宣传部门的部长副部长暗里监视,定期呈递报告,这种监控手段也够骇人。身旁一双眼睛暗里窥探记录,人人自危,这就是1950年代民主党派高层的生存环境。汇报和反汇报,侦察与反侦察,人际关系里的笑里藏刀,明枪暗箭,让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人人都监视,人人都被监视。大家都长着一双警察的眼睛,机关家庭都笼罩了恐怖气氛。这个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多么可贵。

  赵济年监视汇报冰心有没有成果?没有。这不是他没有尽力,而是冰心早已感觉到了什么。晚年回忆当时情景,赵济年感叹冰心早已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单纯。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终于,她对赵济年摊开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北岛在回忆里说。

  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选一个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员安插眼线,这种办法可行吗?赵济年以他的忠顺服从,证明了这种办法是行得通的。

  赵家也算个大户人家,不幸前几代中落。赵济民受过苦,北京解放前夕,协助地下党收集粮食情报,思想倾向进步。他自幼喜欢书法,爱读文学书。但北岛说,骨子里头,他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他先后在人民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作,困难时期在家里装配电唱机和半导体,和多数民主党派的成员一样,顺从听话是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他负责的范围内,他会按照上级组织精神,声色严厉地处理“犯了错误“的下属,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

  这样一个父亲,偏偏有一个叛逆的儿子,而且几乎是中国青年叛军的首领,这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激烈的家庭大战。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父子二人曾经纵论时局,边喝边聊,大醉之后,隔天北岛得到的警告是不要出门乱说,免遭杀身之祸。1972年,北岛把自己写的新诗拿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责令他马上烧掉,因为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老人吓坏了。

  北岛成为朦胧诗的领袖以后,父子的冲突愈加升级。这些时代先锋,当时一个一个衣冠不整,须发长乱。北岛父亲多次拒绝他们进门。诗友给北岛临了一幅表现主义的油画,挂在床铺上方,父亲终于爆发,咆哮着命令北岛把油画取下。儿子不肯,父亲一把从墙上扯下,撕成两半。数次争吵,都以北岛出走结束。一直到1990年父亲退休,这父子二人依然互相看不惯,闹别扭,不争吵了,冷战并未休止。

  可以看出,父亲对北岛的指责,不尽是家庭伦理冲突,其中更多的是不同的政治生活造就的文化性格。一个守旧服从,在旧有的社会秩序里生活习惯了的老人,遇上了一个青年一代的叛逆领袖,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完全被颠覆,他当然要习惯的保护早已获得的安全感。

  1990年代以后北岛出国,以自由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周游。自由言说,自由出入,大口大口吐纳新鲜空气,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舒畅的呼吸。晚年的赵济年,终于平和地接受了下一代的反叛。这父子二人几十年的冲突,成功地演绎了一部自由与服从的斗争史。结局是父子二人一同皈依自由,大团圆,喜剧落幕。

  扯出赵济年父子对立,无非要证明一点,以赵济年的立场觉悟,性格为人,当年上级选他做眼线,有道理,有根据,完全可能不负重托。

  北岛回忆,父亲决定给他讲述这件事,无疑下了很大决心。

  1999年秋天,北岛父母到美国探亲,北岛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令北岛“大吃一惊“,当即“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车上说话不便,晚饭后北岛接上了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待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北岛的震撼当然也是我们的震撼,谁相信一个软弱的人会承担如此心灵重负。

  赵济年2003年去世,欧风美雨,中国巨变,高龄残年,大约终于体会到了当年的荒谬,不想把沉甸甸的记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一直到去世,赵济年也没有写出这一段惊悚的往事。

  又一个“到死也不能讲“的标本。

  很早就喜欢北岛的散文。喜欢他依然携带的上世纪80年代之风,喜欢他的世界眼光,也喜欢他忧郁感伤地回忆老北京。甚至他谈译诗,也跟着他品位现代诗的翻译困境。在北岛身上,负载着那一代人多么丰富的记忆,历史的艺术的浓稠的意味,让我每每沉浸其中,心向往之。

  这一回的卧底疑踪,可算是令人惊讶的副产品。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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