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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茨威格同亡之妻洛特

2019年11月30日

洛特是茨威格的第二任妻子,生于1908年5月5日,波兰的卡托维兹,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经营一家五金批发店,母亲出自法拉克福的一个拉比家庭。洛特家里说意第绪语,但她的母语是德语。她英文很好,还有些法语基础,在职业学校学过双语秘书专业,速记和打字效率很高。1934年,茨威格在伦敦租下一个公寓住,开始写作苏格兰王后传记《玛丽•斯图亚特》,急需一位秘书。他先通过奥地利驻英使馆找了一个,试用了一段时间,因觉那人不胜任给辞退了。弗里德利克便来伦敦住了几日,一边收拾房子,一边寻找秘书。她先联系了奥地利《新自由新闻报》驻伦敦的一位记者,哈里•斯莫尔卡。这不是完全偶然的。《新自由新闻报》于1922年,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发表茨威格最成功的小说之一,《马来狂人》。而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记者,几年后在推动建立英苏战时联盟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也是推动二战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一般人不知道他。关于茨威格寻找秘书的事情,他建议弗里德利克去找犹太人在伦敦的难民组织。这个办法效率很高。1934年夏天,希特勒上台已一年半,欧州大陆的排犹运动愈演愈烈,大批犹太人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英国,大家都在找工作糊口度日。弗里德利克便去找了那个难民组织,并在其推荐的几个候选人里选中了洛特。她一家人是从波兰逃过来的,当时有五口人,她和母亲,她哥嫂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伦敦北部一个简陋的公寓里。

lotte 1934

此时的洛特,26岁,未婚,比53岁的茨威格小27岁,但弗里德利克对这些并不担心。因为在她看来,洛特既无姿色,人还显老,出身寒微,穿戴自然没什么品味可言,文化水平偏低,不是茨威格欣赏的那种女性。弗里德利克与茨威格相处22年,结婚14年,自以为了解茨威格对女人的口味。然而,她大错特错,铸就了悲剧。

弗里德利克也许知道茨威格年轻时对女人的口味,但她欠考虑的是,这个口味会随时间变化。1912年7月底,已婚七年,30岁的她,主动给茨威格写信,两人开始信件往来。第一次见面是9月7日。几天后,弗里德利克来到茨威格在维也纳租住的两间室小公寓。两人相坐,对谈一小时,然后分手,什么也没发生。在9月12日的日记里,茨威格写道:“她的沉静和易受惊的性格不可言喻地吸引了我。她的痛苦如此实在,她的沉默如此美好,她的女性化的良好感觉。我不敢造次,提出色情要求,那将会毁坏一切;除了一小时的胡思乱想,什么也不能提供,在我们的关系里保持矜持很美妙。”但弗里德利克并不觉这有什么美妙的,因为到了年底圣诞节,三个月过去了,茨威格还没碰她一下。在她看来,这矜持的前戏未免太长了些。茨威格当然心知肚明。两人一起度过圣诞夜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与F von W.(弗里德利克全名缩写)度过一个夜晚,又是一如既往地非常美好。但我必须保持分寸,不可使我俩全身坠入色情,而这有很大危险发生。散步非常美妙,谈话很有意思:也许全部的艺术就在于心心相印。……。待下次,我可知会她,我们已失去太多。”茨威格此时31岁,还是单身。他与许多女人有过性关系,但绝大多数仅止于性,他并不动心。虽然在小说里,他喜欢写因无法克制欲望而走向极端的角色,但在实际生活里,他总能超越各种欲望,保持克制。比如饮酒,他浅尝辄止,一辈子从未喝醉过。他与女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浅尝辄止。惟两女人例外,一个就是弗里德利克,另一个是巴黎女郎,叫莫里斯,在缝纫店做帽子。1912-1913年,他与这两个女人同时交往,还使莫里斯怀了孕,他因此还有过令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激动,但最终他还是劝说莫里斯做了流产,理性地选择了弗里德利克。因为与他有文学上的共同语言,她操持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他集中精力写作,她的乐观性格有助于他克服时不时袭来的抑郁,而莫里斯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则与他19岁就立志献身的文学创作不相符。19年后,茨威格50周岁,生日当晚,他没在家待着,为逃开的一切可能的庆祝生日的活动。他与一个朋友和两个风流女郎在慕尼黑一个酒馆里度过了生日夜。弗里德利克对此当然不可能高兴,但也习以为常。茨威格越来越频繁地离家,一去几个月,为写作,也为逃避家庭的羁绊给他带来的越来越强的窒息感。弗里德利克当然知道茨威格的心思,也猜得到他在外面一待几个月不可能没有女人,但年轻时与茨威格谈恋爱的经历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她以为茨威格一直会那样,一般的女人不易让他动心。弗里德利克错就错在这一点上。年过半百的茨威格已不是31岁的他:女人已无所谓漂亮不漂亮,文化高还是低,会穿衣打扮还是不会,与之有共同语言还是没有,会欣赏风景还是面对风景毫无感觉。对于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来说,女人只是年轻不年轻,顺从不顺从。而此时26岁的洛特,即年轻能干,又无限景仰文学大师茨威格,对他言听计从,52岁的全老徐娘弗里德利克如何竞争得过?她大意失荆州,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四年后,她与茨威格离婚;又四年,茨威格与洛特双双自杀。

当然,这八年期间,茨威格并非没与宿命抗争过。以他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离弃性格阳光,社交广泛,办事麻利的知识女性弗里德利克,对常犯抑郁的他,在他早就预感到并整日为之忧心忡忡的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时代,意味着什么。1936年8月7日,他受邀参加泛美作家年会,乘船从英国南安普敦去南美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一人独行,没带洛特去。他是故意的。那次旅行的二个月期间,他只给洛特写了几封告诉她做这做的短信,毫无涉情感,而给已进入离婚程序的弗里德利克写了十封信 (Friderike&Stefan, 1987),每一封信都很长,热情洋溢。这两个月的旅行当中,茨威格在思考,在想是否该中断与洛特的关系。他早有预感,与洛特结婚是一杯毒酒,正如多米尼克•弗里施写的那样:“从蔑视妻子的角度看,毫无疑问,选择洛特是一个致命的‘角色配置错误’,但对于茨威格本人来说,洛特却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为“重建生活”,如他起初所期望的那样,而是在他一开始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使他得以最终实现久已有之,因战争临近而强化的阴暗的自杀情结。因此,当不能再逃遁的茨威格不得不娶洛特时,我们可以认为,骰子已被掷出:即使茨威格还不知晓,即使他已有悲观的预感并通过虚构小说写了出来,他还是逃不脱命中注定的这一生死劫。” (Frischer, 2011)

茨威格最终选择了洛特,饮下了那杯毒酒。因为写作于他,是所余半生的唯一支点,而会速记,善打字,对他百依百顺的洛特,是这个支点的支点,他已无力再找到一个这样的支点。这是他旅行后回到伦敦的思考结论。他终于也成了他的小说里那些受欲望包括志向的驱使,不能自拔,最终毁灭的人物中的一个。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如果没有洛特相陪赴死,茨威格可能不会自杀。因为茫茫人海,虽然想自杀的人不少,但遇上一个愿意与自己共赴黄泉的人,比中乐透彩还难。而如果茨威格不想自杀,洛特可能还想不到。她毕竟才34岁,即使哮喘是不治之症,她还远没到阳寿大限。普鲁斯特从小就患严重哮喘,一生深受折磨,但也活到了51岁,过了半百。以此计算,洛特原可活到1959年,应算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茨威格和洛特都可谓遇人不淑,两人走到一起,叠加了各自的负能,互成对方的死神、催命鬼,加上烽火遍地的二战,法西斯纳粹排犹造成的长期的流亡、屈辱和苦难,终于导致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令世人迷惑,叹息至今。而若从青史留名的角度讲,十分吊诡的是,他二人又都可谓死当其时,死得其所。茨威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时刻的死,将其等身著作升华到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高度,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暗色悲釉,至今无人能看透。洛特的死,令历史记住了一个原本毫无可能记住的名字,伊丽莎白•夏洛特•阿尔特曼•茨威格 (Elisabeth Charlotte Altmann Zweig,1908-1942)。

参考文献:

Friderike&Stefan, Z. (1987). L’amour inquiet. (J. Legrand, Trad.) Paris: Des femmes.

Frischer, D. (2011). Stefan Zweig: autopsie d’un suicide. Ecr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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