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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平:去留与荣辱——南去的十字路口

2019年11月30日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窃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南渡北归》:多一个人看《南渡北归》,就多了一份保障,避免再出现“反右”和“文革”那样的悲剧。】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对国民党来讲,黄金、贵重文物的搬迁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士林名流的去留行止。他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一场关乎人心、人才的争夺战开始打响。

争夺战的重点是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的重镇平津地区。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听风观涛,平津地区学人内心五味杂陈。

回想1937年7月末,北京沦陷,何基沣将军撤离北平时面对学生曾喊出了“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的誓言。因此,在随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安排而撤离平津的教育文化界学人,虽也“南渡”长沙继而转赴昆明,爬山涉水,晓风残月,心情悲壮,但也怀揣再回来的希望。好不容易熬到“王师北定中原”且“北归”了,书桌前还没坐稳当,内战爆发,江山易色,学人中许多人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南渡北归”。而这次“南渡”,眼下是南京,实则东渡台湾——许多文物、典籍等国之重宝正仓皇运往那里。南京只是个中转站。但以挟抗战胜利之师之威,大陆尚且不保,台湾者何?去国有期,还乡无望,对久居北平的学人来讲,水木清华,沙滩红楼,燕园塔影,还有那熟悉的京腔京韵,胡同小院,各种人脉,都将成为过去,不是轻轻地挥一挥手就能离开的。至于所谓“北归”,对平津地区乃至举国学人来讲,实则是个“留”的问题,留在大陆。但留下来,是福是祸,很多学人心里没底。“南渡”(南去)还是“北归”(北留),大家都处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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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南去

1948年底的北平,已被挟辽沈、淮海及天津战役声威的解放军团团围住,唯一的进出口,先是南苑机场。该机场被解放军控制后,就只有城内临时修建的东单简易机场了。

第一位被“抢救”的对象当然非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拥有30多个荣誉博士的胡适莫属。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胡适,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胡适毫不动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解放军兵临城下,“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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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全家,后左胡祖望,右胡思杜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

胡适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有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随即托邓广铭找陈寅恪。陈颇为干脆地回答:“走。”还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起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真正的原因或可从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的日记中寻找:浦劝陈寅恪不要离开清华,“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1980年代末,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认为:“静安(王国维)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陈寅恪突然出走的不易之论。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与陈寅恪等乘机离开北平。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签:“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本来能够与胡适一起走。12月14日晚上,敦福堂教授将胡适第二天要乘飞机南下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梅先生。据当事人张起钧讲,“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何况还有政治立场问题。因此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哪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梅贻琦于1948年12月21日离开了他执掌17年的清华南去。先生德高望重,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名义上是梅贻琦与蒋梦麟、张伯苓三常委主持工作,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梅贻琦一人。期间,梅贻琦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曾不止一次地保护过包括吴晗在内的很多左派学生,给共产党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很多人对他不顾吴晗奉周恩来之命发来的“挽留”函电,无视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广播中关于“北平各大学唯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务擅离”的示好与劝告而出走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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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梅贻琦学生辈、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豫的。”黄延复解释:“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梅贻琦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飚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

梅贻琦从容南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曾有国共南北划江而治的幻想,因此也有在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无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梅贻琦的梦想遂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它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这场对平津学人的“抢救”计划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想要的平津学人与实际到南京的差距较大。“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这也罢了,令南京当局想不到的是,就在眼皮子底下,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没有几人响应。只有傅斯年(字孟真)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的较为积极。主要原因,一是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二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遭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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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六人访问团机场合影,左五为傅斯年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属于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傅与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毛泽东有一面之缘,至于与蒋介石,有所谓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大言炎炎之说,私谊甚笃。尽管如此,傅却绝不以私害公,曾以如椽之笔,把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和连襟孔祥熙先后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宝座上轰下去,人称“傅大炮”。傅斯年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巨大影响,想必毛泽东是了解的。因此,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6人去延安,毛泽东专门约傅斯年夜谈往事,并因傅斯年所请,写了条幅相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算是一段佳话。

但这番私谊丝毫没影响傅斯年的价值判断。他从来就不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延安之行更坚定了他的理念。从延安回到南京后,据罗家伦说,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痛恨同去的人没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做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五十年校庆会上,傅斯年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加摧残。”

因此,与胡适不同,共产党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做傅斯年留下的工作——包括与傅斯年具有同样立场的学人,如蒋梦麟等。

蒋介石为“抢救”平津学人费尽心机,但终究形势比人强。一方面,共产党在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方面一系列的宣示,是那样的坚定、动人、诱人,在战场上又节节胜利,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运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方面是国统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人心之向背,胜负之形势,非智者也不难判断。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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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考古工作的李济

去了台湾的,倒未必如我们早先说的去给蒋介石政权陪葬,比如与鲁迅有深厚友谊的李济。李济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48年底,他拒绝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的文物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无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安顿好后,第二天,史语所的人就在他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做遗址调查去了。旅居海外的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不去美国,不留大陆,到了台湾,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他既然把国之重宝运抵台湾,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李济进入80岁高龄后,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至于想走而没能走成者,大概不乏其人,不再赘述。

整个盘点下来,去了台湾的教育学术界有名望的学人不算多,但有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等士林盟主、学界巨无霸跟随,还是给蒋介石挽回了些面子。

选自《南渡北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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