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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太阳下的蜡烛郭沫若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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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蜡烛在阳光之下

太阳下的蜡烛。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把这两样互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

太阳,蜡烛,它们都是发光体,以它们各自的表现方式,在不同场合发出光明。与阳光相比,蜡烛的光亮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在属于它自己的时刻和场合,它是可贵的。它与燃烧用光证明自己的存在,体现它的生命——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

然而,蜡烛一旦燃烧于强烈的阳光之下,它的一切意义顿时荡然无存。它燃烧着,却没有自己的光亮,即使有星星点点的闪烁,也都消融于阳光之中。它的身躯,就这样在燃烧中和阳光照耀下发软,溶化。在这种意义上说,阳光下的蜡烛,已不属于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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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周恩来

第一次产生这个联想,是在写完关于周扬的一篇文章后。在那篇文章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本身就是以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光芒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后来我想到了太阳下的蜡烛。我愿意用它们做比喻,形象地概括周扬这样一种类型的文人。不仅仅周扬一个人,也不仅仅文人,许许多多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人物,不管它们过去在各自的领域里多么杰出,一时间他们都仰望着毛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的确是一颗光辉耀眼的太阳,而且情愿自己如蜡烛一般消融于他的阳光之中。

太阳下的蜡烛。

我不知道我的比喻我的概括是否准确。不过,我相信,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它将久久地为人们所瞩目,为人们所评说。不管从哪一角度,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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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三人合集《三叶集》

于是,在风卷着大雪大雪映照着阳光的冬日,我顺着这样的思路,离开周扬往前走去。一次偶然的聊天,让我在历史纷乱的人群中,看到了郭沫若闪动的身影。

离开复旦大学已经好多年了,校园中许多生活影子,一年一年逐渐淡薄起来。那些影子,在心中如雾,或者如云,富有变化,把心境点染得大大不同于以往。后来,一日一日新的影子,与它们重叠,糅在一起,拉长,冲淡。课堂上许多内容,不大记得清楚,每门课程中,总还是有印象深刻的某一细节留在记忆中。

有一天,和友人闲聊,我突然想到讲授现代文学时一位老师对郭沫若的介绍。他在分析完《女神》之后,特地提到了郭沫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诗歌。他认为,这个时期郭沫若的一些诗,不能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我清晰地记得,他举了几句诗为例。诗是歌吟运动会,排列各种体育项目。我感觉记得最确凿的是这么一句:篮球排球乒乓球还有足球。

我自信记忆准确,顺口把这句诗念出来,可是聊天之后找出《郭沫若全集》中,在诗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诗词中,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句子。不过,与这一印象相吻合的诗却找到一首,这便是《歌颂全运会》。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无论在空中,在水中,在陆上,
也无论是举重、球赛、投弹、投枪,
游泳、赛跑、跳高、跳远、滑翔……
各个项目都要出现冠军……

我印象中老师提到的那个诗句,想必就出自这里。

当年在课堂上同学们听到老师朗诵出我记忆中的那个句子时,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刚刚从《女神》氛围中走出来的我们,见到同一个诗人前后作品境界竟如此大相径庭,的确觉得诧异得很,更感到费解。那堂课业已过去多年,我不能断定同学们当时都是这种感觉,但我确实是如此。如今,再翻阅《郭沫若全集》,我虽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诧异,但诗人引起的费解却并没有因为时间消失而在我心中化解。

诗人晚年的诗作,数量绝不少于早年。这些作品有时也表现出他的渊博知识,也时而可以创作出韵律节奏,即使一些采用旧格律写出的诗词,也往往炫耀出他的才华。可是,它们永远不能打动你的心。他匆匆忙忙追赶着此起彼伏的浪潮,在追赶之中,“诗人”原有的含义已经失去而变化为“诗匠”。

那些歌吟“大跃进”、歌吟“文革””的诗词姑且不论,那些如《歌颂全运会》之类的应景之作也姑且不论,主要写于大跃进时期的《百花齐放》组诗,便典型地说明“诗人”到“诗匠”的变化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些诗,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风格,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生硬概念。无论形式或者精神,在缺少流动的生命这一点上,它们均达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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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常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1922年说出这些话的郭沫若,心中一定仍然充满着创作《女神》时的激情和宏愿。此时,他不可能预想未来。

晚年,一切都不同于从前。

他曾是自己的太阳

郭沫若曾经是他自己的太阳。

《女神》时代,他豪放潇洒,傲视人间,傲视大自然。“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化为他胸中的激情。此时的他,思想自由地流动,感情毫无遮掩地宣泄,他在用整个生命拥抱诗歌,也即拥抱生活。解放了的个性,无疑如同奔泻的大河,涌向大海。它有自己的旋律,有自己不可遏制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解放了的个性,傲视着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没有不可征服的对象,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

太阳是自己的。换一句话说,自己就是太阳,把一切照耀。

这是需要激情需要高歌的时代,这是浪漫高于一切的时代。在这方面,郭沫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他的浪漫,他的敏感,使他最为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声音,然后引吭高歌。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女神》的新诗开创意义都是不可磨灭的。

《女神》中的郭沫若,是一条奔涌的大河,是一个与宇宙浑然一体的星座。他讴歌壮举,他讴歌伟人,但这并非拜倒在权威面前,也不是仰望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自己的豪情、气势的一种映衬,一种渲染。这时的他,才是真正的权威。

读《女神》,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郭沫若喜欢讴歌太阳。他把太阳与自己的生命并列。他甚至就是太阳本身。在《天狗》(1920年)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于是,他便高傲地宣布:“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他是太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也是蜡烛。在历史与艺术的天地里,他燃烧着,发出他的光。这光属于他自己。

从讲究诗歌的节奏而言,郭沫若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瓶》等诗作,可能要超出《女神》时期的作品。但是,只有《女神》才有可能被誉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不仅仅《女神》,读郭沫若的回忆录,我也能强烈感受到五四时代个人所能达到的个性解放的程度,和郭沫若本人浪漫的诗人气质和才情。

我最早读到的郭沫若的作品,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剧本。

那是在70年代初,我刚刚进入初中。我熟悉的长辈中,有一对夫妇是”文革”前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一直在我们县城的师范教书。我很羡慕他们有一大柜子书。有一年,他们要下放到山区当老师,不得不卖掉藏书。我知道后,在把书送往收购站的途中,顺手留下了一些,它们便是我最初的有限的读物。记得这些书中,有几本郭沫若的文集,但没有诗,只有剧本。

当时很难借到书,有这样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著作,对于少年我来说,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那对夫妇的指导下,我开始往笔记本上抄录一些被认为有价值的名言佳句。如果愿意,今天我还可能还可以从旧物中找到当年的笔记本。无疑,抄录得最多的除了唐诗之外,恐怕就是郭沫若剧本《屈原》中的台词。

居然有这样优美的句子!真让我惊奇,让我陶醉。

我大段大段地把《屈原》中的台词抄在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上。有人们非常熟悉的关于“风雷电”的长篇抒情,也有别人未必看重,但当时我却十分欣赏屈原对宋玉说出的关于橘子树的大段描述:

你看那些橘子树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而且一点也不迁就。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丝毫不现些儿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那花是多么的香,多么的洁白呀。时候到了便结实,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由青到黄,由黄而红,而它们的内部……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又纯粹而又清白呀。它们开了花,结了实,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欣赏,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赏,它们并不叫苦,没有人欣赏,它们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大公无私。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鲠之气的吗?那是你错了。它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它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它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它们,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

当年一个如我这样的少年,显然还不能深切地理解这些诗一般语言中所丰富的容量。我留意的还只是它们的流畅和比喻。

然而,最初的印象是重要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屈原》是郭沫若创作的集大成者。它是诗的历史,是历史的诗。虽然在创作《屈原》之前,郭沫若已经侵染考古学和历史学,并有了令人惊奇的著作。但是,依我看,即便在那些领域里,面对极其枯燥的对象,他心中还是充满着诗人的激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的诗人气质,他的浪漫,决定着他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的成就。现在,《屈原》终于给予他一个机会,将他身上所具有的诗情、政治欲望、历史学识等交融起来。

对于创作《屈原》的郭沫若,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严密的历史考证,所以专家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对剧本中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表示质疑。他是用诗人的激情在写剧本,是在以现实的政治感应来写历史。这才是他最为看重的,也是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最初读《屈原》的时候,我对郭沫若没有多少了解,更不清楚,在“文革”风雨中,他的命运他的内心,其实也在经历中另一场“风雷电”的洗涤。

可以推测的是,这时的郭沫若,不再拥有创作《屈原》时的那种激情和锐气。他的主人公曾经发出的“风雷电”的感叹,不会再引起他的共鸣,或者在思绪中激起一丝半点的浪花。当我为写这篇文章又一次读《屈原》时,我想,不知道在写《李白与杜甫》的时候,郭沫若是否还会重新读他的《屈原》。如果读,他是否会以一种特别的心情,把《屈原》开场时屈原对宋玉说的这段话反复吟诵:

呵,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用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你年纪虽小,可以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万古!

风雨凄凄。世事茫茫。历史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地位与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郭沫若,这时会吟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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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郭沫若

他的太阳落山了

郭沫若的太阳落山了。

郭沫若后来依然歌吟太阳,但他已不是太阳。他以崇敬的心情和目光,仰视着毛泽东,他在毛泽东对自己的赏识中,最终寻找到了他的生活位置。

当郭沫若全身心崇拜另一个伟人时,他显然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纳入了太阳的轨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他在极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质的转变。我很欣赏《郭沫若传》(龚济民、方仁念)中作者的这样一个形象比喻:郭沫若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他唱赞歌。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
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
(《歌颂群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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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手书毛泽东诗词

在“文革”初期,他甚至还写过这样的诗句来讴歌他心中的太阳:

毛主席啊,
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万寿无疆!

他是在真诚地歌唱,反复歌唱的同时,他的思想和感情,无形之中也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几乎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去配合、去体现与说明另一个伟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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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毛泽东飞机照片题词

譬如,只有当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后,他说自己才敢于坦白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虽然过去人们历来把他看作浪漫主义者。他把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诗词,评价为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在创作话剧《蔡文姬》时,他甚至进而提出历史剧也应采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文革”中毛泽东一度说过“不要题字”,性好挥毫的他,也很长时间连字都不敢题。(以上均参见《郭沫若传》)

当“文革”中江青的声名正盛时,也许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的缘故,在一次有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场合,他即兴朗诵新作,并特地说明“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即使到了“文革”后期的“四五”清明事件之后,他仍然保持着“文革”初的那种积极配合的态度,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词中为我们留下“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等句子。(《诗刊》197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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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不必思考,不必选择,就本能地任由惯性推着自己往前走去。

一个当年那么浪漫、拥有激情、拥抱太阳的天才诗人,竟然最终以这样一种情形呈现在人们面前,无论如何,都是个人的、文学的、历史的悲哀。

“女神”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6年4月,此时还正处在文化批判阶段,“文革”尚未正式拉开帷幕,郭沫若便首先表明态度: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这样宣布:“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的讲话,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之后,以《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题,发表在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他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示他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我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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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

我不明白,在这样的时候,郭沫若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表态。很难相信,他真的将自己过去的一切,都看作毫无价值的创造。至于,用这种语言来表明自己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表态,其夸张性,反倒容易让人怀疑其真诚。当我反复读它们的时候,我倒从另外一个角度,感觉到他身上所具备的诗人的浪漫。只是,这样的浪漫,失去了合理的思想基础和生命体验,仅仅成为与政治密切关联的苍白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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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面对儿子之死

一些涉及“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

郭世英去世之前,他的弟弟郭民英已经在1967年因忧郁型精神分裂症而自杀。郭民英自杀的时间,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郭沫若传》说是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冯锡刚)说是在1967年冬。冯锡刚的文章认为,他的自杀有性格的原因,但其实是时代氛围不见容于他。因为,在音乐学院学习时,他曾经将一部录音机带到学校,一个学生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这是“贵族精神”。这封信登载在内部简报上,这加重了他性格的忧郁,最后导致死亡。

郭世英则是直接为“文革”风暴所吞没,死因至今说法不一。

《郭沫若传》中说,郭世英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善于思考。为此,据说郭沫若特别喜欢他的性格直爽和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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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孩子,包括死于文革的郭世英与郭民英

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芸芸众生投入“全民性”学习哲学的热潮中,天真而富有锐气的郭世英,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X小组”。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既定的思维模式,一群青年,傲然独立于思考者的行列。

他们好奇然而又是敏感地探讨一些当时被视为思想禁区的课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在校园里经常聚会自由讨论,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他们的大逆不道,受到校方和公安部门的注意,并截获了他们的信件和油印刊稿。因为俄文中赫鲁晓夫名字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他们的小组就被打成反动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捕,可能郭沫若的声望与地位起到了保护作用,郭世英虽然被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但只“按内部矛盾处理”,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郭世英被下放到位于河南黄泛区的西化农场。一年之后,郭世英又回到北京,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植物栽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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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其孩子们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文革”,也许郭世英就会默默地在实验室里度过他的一生,因为,他的思想火花已经熄灭,哲学对于他造诣成为破灭的梦,再也不会引起他的兴趣,许多青年正是这样告别青春,过早地走入思想的暮年。如果那样,郭沫若的性格也就不会遭遇更为猛然的撞击,内心深邃的一面,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呈现出来。

然而,时代的风暴依然把郭世英卷起。从而,郭沫若已经衰老的灵魂,不得不又一次被放在了历史的火炉上。对于时代,对于文人,“文革”注定带来难以描述的悲剧。这,不可避免。

1968年4月19日,郭世英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命运难卜。郭沫若和于立群当天便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郭沫若正好有机会与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郭沫若一定把情况转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然而,郭沫若晚上一直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也没有开口提出这一请求。后来传来儿子的噩耗之后,面对妻子的指责,他沉默,沉默。他说出一句话: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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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之子郭世英

当他们夫妇打听到郭世英的下落,赶到关押地点时,他们得到的却是噩耗。郭世英已经死去,并于当夜匆匆焚烧。在私设的牢房里,他至死也没有被松绑。关于他的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污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

他的死,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他杀。一个生命已经消失,在“文革”大悲剧中,它无疑是一曲生命的哀歌。

妻子如何痛心疾首仰天悲叹,丈夫如何面对妻子责怪的目光,人们已不可能了解那一瞬间的细节。历史告诉我们的是,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手颤抖着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他整整抄了八册。直到去世,它们一直放在他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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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写作中

郭沫若无声地抄写。他内心里回响着什么样的声音?无人知道。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郭沫若告别人间。

他还是幸运的。因为历史给他机会,让他在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创作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这首词距他写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只有半年,但内容已经完全不同。虽然可以说他从根本上也许并没有摆脱业已形成的惯性,但历史毕竟赋予了他全新的感受。

当神志清楚的时候,他为妻子和孩子留下这样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他还说,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心中的太阳,依然灿烂。精神上他依然属于他所崇拜的那个太阳。

五四时代,年轻的郭沫若,曾梦想成为歌德,他与田汉,在日本有过一个合影,一个自诩歌德,一个自诩席勒,充满青春的朝气与理想。他历时多年,翻译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他心中曾长久向往着浮士德这颗永远探索不止的灵魂。“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化。”他当然熟悉歌德的这句话。在郭沫若的生命中,它是历史遥远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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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毛泽东与郭沫若

歌德去世后,灵堂的门上方,用银色的大字书写着引自《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诗句:

死,它那令人震惊的面影,
对于智者并不是恐怖,对于善者并非是终。
死逼使智者认识生,教他如何行动,
死使善者坚强,在悲戚中怀有希望与将来的荣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郭沫若当年翻译过歌德的这首长诗。当走过漫长人生路抵达生命的终点时,他还能回想起他所熟悉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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