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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从《鲁迅批判》说起

2019年11月28日

《鲁迅批判》是李长之先生于1935年写就,1936年出版的著作。既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但此书从面世起就屡遭排斥和查禁,到作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直到2002年才重见天日,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再版,2017年又被列入该社“大家小书”中的一册新版。

实际上,在李长之先生去世(1978年底)之前,某出版社就曾找李长之接洽过再版事宜,但有个条件即将书名“批判”改成“评论”或“分析”之类。李长之坚持不改,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出版与否竟纠结在“批判”这个词上,如何准确认识和解释“批判”这个词语,看来确实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了。1978年之前的十余年可是谈“批”色变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批胡适、批胡风、批《武训传》,一直延续到杀气腾腾的“革命大批判”。在那个年代,凡被列入批判对象的,无不带有原则性的严重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文革时期,鲁迅已被推上神坛,却有人居然写过《鲁迅批判》这样的书,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一旦我们沉静下来,尤其是回归文化与学术的层面,就会深切感觉到,澄清语言运用中的混乱现象、厘清一度被混淆和偷换的概念,乃是十分必要的。就拿“批判”来说,李长之说得不无道理,“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批判”一词虽说在古代汉语中就有,但在现代汉语中却是一个外来概念。批判作为动词的希腊语词源是krites,词义为“辨明或判断”。在英文中,批判(还有批评)使用的一般是criticize, 这是一个中性的词,它的含义并不像中文语境中带有负面的色彩,即批判和批评都是针对错误而言。在英文中,动词Criticize和名词critique、criticism的意思,是以对事实分析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批判”原是一个理性分析的过程,分析之前并未预设其分析对象是好是坏,正面还是负面,自然也就不存在预设的褒或者贬——只有通过理性分析之后,才能辨明是非对错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思维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技能,也是一种人格或气质;既能体现思维水平,又能凸显现代人文精神。同样,文学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并非是对现实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它要求作家直面和正视现实,通过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去认识社会以及人性的善与恶。从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权力的骄横,又可以看到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美。我们之所以说“现实主义是批判的”,正因为它要求作家正视与直面现实。作家的观察与思考必须源于生活,是在客观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来做出“批判”。

在《鲁迅批判》成书的年代,“批判”一词还是以它的本义呈现和运用,这也是作者以此给书命名的缘由。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批判”一词渐渐脱离了它的本义,开始带有负面的色彩;原本中性的学术词语,却被使用为带有主观偏向性的、针对错误思想和言行所进行的否定性评论。待到六七十年代,这个词的火药味则越发浓烈,成为对错误乃至“反动”思想言行的严厉声讨,并且从理论上系统性地进行分析,以证明所批判对象动机有多么邪恶。“用心何其毒也”,这是那个年代的典型批判用语。正是出于这种认知,工宣队的人才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也正是这种思维定势,出版社才要求李长之更改书名,否则就无法再版。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人们把“批判”当做贬义似已习以为常,要想彻底厘清这一概念,恐怕还有待时日。再说了,词语的含义是有其约定俗成的合理成分,难以硬性规范。就像与批判近义的“批评”一词,日常使用针对的往往是错误的言行,但文学批评可不能说是只“批评”作品的错误吧?否则,《文学批评史》又将如何写呢?所以,至少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批判也好,批评也好,绝不是指批判或批评的对象是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而是指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正如李长之在他的《批评精神》(1942年出版)里说的,“批评需要分析,不但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他的《鲁迅批判》,不难发现,他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就是这样做的。李长之撰写这部著作时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但他却认真阅读了鲁迅几乎全部的小说、散文和杂感(《故事新编》出版于1936年,故该书未提及),并分门别类地加以评判。正因为他是从作家及其文本出发,通过理性的分析去“批判”,所以,其见解就往往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不像某些评论那样,或为褒扬不惜文过饰非、不吝溢美之词,或为贬损不惜吹毛求疵,肆意“上纲”。三十年代的中国,充满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几乎到处都是,而年仅二十几岁的李长之却出奇地冷静——真正的理性的批判,恰恰是建立在客观、冷静、清醒地分析之上的。他坚持《鲁迅批判》这一书名,无疑是正确的,无可挑剔。至于“批判”得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是否还有商榷的必要,那则是另一回事儿了。

就拿《鲁迅批判》为例,作者在一册不足十万字的著述中,全面地分析了鲁迅先生的几乎全部作品,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些都是他独立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许多认知都别具慧眼,但有些论断也未必为他人所认可。比如,他鉴赏鲁迅的小说,具体分析了其中他认为是“完整的艺术”的八篇,其分析与评价无疑是很中肯的,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指出的另六篇“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失败之作”,就颇值得商榷了。像《端午节》、《头发的故事》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一件小事》也算不上是小说,至少不是篇好小说,可《在酒楼上》、《肥皂》和《兄弟》,窃以为还是可圈可点的。记得《祝福》改编成电影后,有人问夏衍,鲁迅的小说还有哪些可以改编成电影?夏衍回答说《伤逝》可以一试。其实,我觉得《在酒楼上》也不妨试试。再比如,李长之“不承认《野草》是散文诗集”——说实话,我也不太认同那种硬将《野草》里的篇什归类于散文诗的说法;但若认为《野草》“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色彩”,因而“它不是审美的”,我就更不敢苟同了。尤其不能认同的是,他说“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的攻击的战士”。“战士”一词不过是个比喻,无关紧要;但对“旧制度旧文明”的认识之深刻、批判之犀利,中国怕没有出其右者吧?“伟大的思想家”这一称呼,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思想渗透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早已自成体系,乃是中国历史上宝贵的思想财富。

以上这段,不妨也可称作是“《鲁迅批判》的批判”吧?所言是否恰当,诸位亦不妨予以“批判”。由于阅历、观念、喜好、视角等等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部作品做出不同的“批判”是很正常的。批判的目的不就是通过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吗?在文学领域里,则是通过批判来发现作品的问题,彰显作品的价值。当然,问题也好价值也好,同样是见仁见智的。比如,历来人们都很欣赏鲁迅《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可李长之却认为这段话“简直堕入恶趣”。那么,这段话究竟好还是不好呢?不妨各说各的,审美视角和审美趣味不同,很难强求一致。让每一位评论家或者读者说出自己的感受,相互交流、商榷、驳难和争论,乃是提高我们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也只有这样做,似乎才算是回归“批判”的本义。

《鲁迅批判》从初版到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了,其学术价值却愈久弥新,尤其是其文本意义特别值得称道。“批评是反奴性的”,“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这就是《鲁迅批判》一书的文本意义,也是李长之先生毕其一生所秉持的。窃以为,在吹捧之风愈演愈烈的当今文坛,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不妨都静下心来,反躬自问,认真读读这本《鲁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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